从士兵到两杠四星全文阅读 第1分节

序 浮云上面有颗星

    ————————————————————作者：饶洪桥，少将——————————————————

    30年前就认识梁祖国了。初见他的时候，他拿着几篇小新闻稿让我推荐给报社，给人很敢闯、很有追求的印象。因为自己当年也是这么闯的，所以就对这个兵视为同路，很愿意帮他一把。但心想，一个大头兵，能走多远呢？登出几篇小稿，立个功入个党，也就差不多了。以后，就不见他的报道了，一会儿听说他提了干，一会儿听说他拍出了电视连续剧还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称赞，一会儿又听说他被国家领导人授予了大校军衔，他就这样不断地让人刮目相看。多年后，再见到他的时候，就感觉确实成大器了，有艺术家、社会名流那样的气质了。这30多年他是怎么走过来的？看了他这本类似于自传的书，才知道他真不容易，也真了不起。

    他这种奋斗精神，是最了不起的。这本书，完全可视作一部励志的大作。作为一个从农村入伍的兵，我自已对书中所有经历，以及所表达出的喜怒哀乐，都非常熟悉，就像亲身经历过的一样，让我有一种发自心底的共鸣。像我和祖国这样的兵，除了奋斗没有任何别的希望。家人能够给予的，就只有一句“到部队好好干”这种鼓励的话。这句话里，包含着他们很多很多的期望，你必须在他们期望的目光下奋斗前行。也多亏了部队，多亏了这所大学校。直到今天，当兵、考大学也还是农村青年改变自己和家人生存状态的首选路径。也许是因为部队聚集了太多的这样的人，其奋斗的环境就显得特别的严酷，也相对公平：谁最能吃苦、最能实干、最能受委屈、最能坚持，谁就能让人高看一眼。

    散文家梁衡先生，在他的一篇哲理性散文中讲过石头怎样变成雄鹰的故事：雕塑家将一块普通的石头雕成了一只栩栩如生、振翅欲飞的雄鹰，观者无不惊叹。雕塑家说，石头里本来就有一只鹰，我只是将多余的部分去掉，它就飞出来了。梁衡解释说：原子弹爆炸，是因为原子核里本来就有原子能；植物发芽，是因为种子里本来就有生命。它不爆炸、不发芽，是因为它有一个多余的外壳，我们去掉这层外壳，它就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现在看来，梁祖国就是去掉石头多余部分的人，就是去掉自身多余外壳的人，是让自己从石头里飞出来、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人。

    由此，我又想到近期十分流行的网语——神马都是浮云。这句网语似乎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似乎让人们把什么都看开了，看淡了，亦释亦道，悟得十分透彻。看了梁祖国这部书，联想到这句网语，我忽然觉得不怎么赞同这个说法了。试想啊，如果没有30多年的奋斗，梁祖国会是今天的梁祖国吗？肯定不是！而很可能是一片真正的浮云！现在的梁祖国，应该是浮云上面的一颗星，是一颗把浮云踩在脚下、执着地按自己的轨道运行的星！不管有什么力量，不管有多大力量要将这颗星甩出轨道，都不可能。他所经历的挫折、失落，失败、雄起都说明了这一点。而把什么都视为浮云的人，就是在浮云下面生活的人。

    老辈人说，茫茫宇宙中每一颗星，都应对世间每一个人。人们只看见明星，看不见不在视野内的星。实际上，在某一颗星被人们发现之前，他就是存在的，就是在运行、发光的。不管你发现它与否，他就在那里。虽不很耀眼，却也时隐时现。梁祖国就是一颗这样的星。

    （注：作者系军内外著名记者、解放军报副总编辑饶洪桥，少将）

    2011年2月28日

楔子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一百多年前，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未选择的路》中描述了难以揣测的人生。

    ——代题记

    楔子

    在广阔富饶的鲁西北平原中部、滔滔黄河之北，屹立着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历史名城山东省禹城市。她就是蜚声中外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大禹治水”重地、仪狄酿酒之乡，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美丽的故乡，孕育着丰富多彩的文化，流传着许多耐人寻味的神奇故事。“大禹治水”就是其中之一。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当尧帝在位的时候，洪水滔天，百姓不堪其苦。于是尧帝下令，任命共工治理水患。共工“壅防百川，堕高堙卑”，治水二十作年无功。尧帝不得已，改派鲧治水。鲧采用“围堰作城”的办法，治水九年无功，被诛。尧帝90岁，舜摄政元年，新任命了大禹治水。大禹受命之后，不慌不忙，首先展开了山川、地理、水情、水文、天文、人事等的详细调查，并且率领众人，在经过现禹城境内的时候，看上了一处座落在高丘上的古城堡群“高阳城”，决定将这里作为临时指挥部。此地也就是后人所称的“禹息故城、高唐城”。在这里，经过一系列会商、决策，大禹率领众人开始了对现海河流域及泰沂山脉北边沿的调查及整理行动，七年始成功。第一阶段完成后，大禹率众人出高阳城西行，一路检查高地、堤堰、沟河修筑状况，来到孟门（今河南省孟津）挖掘阻水淤堤。淤堤乘水势骤崩，囤积在中原西部的洪水顺势而下，沿孟津、武陟、新乡、滑县、浚县、濮阳一线流入尚是水湾的海河流域，随即东入渤海。对此，《吕氏春秋》记载当时的水势状况“河出孟门，大溢横流，无有丘陵、沃、衍、高埠，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乾东土，活者千八百国。”

    孟门决堤后，大禹又率众人沿水泊南岸东进，一面修整堤堰、河道，使西水东流、南水北流、防止北水南侵；一面安置族民落户屯田、兴农。在回到高阳城之后，此时大水已过去，中原、西部、淮河流域大片土地露出水面，显现出息土良田。大禹以高阳城为中心，号召族民展开了大规模的制陶、养蚕、纺织、编织、耕种、渔猎、造船车、建房屋等活动。一年后，尧帝去世，舜帝继位。大禹奉舜帝命，带皋陶离开高阳城回蒲阪（今山西省永济县）。此时的高阳城区域，已成为土地肥沃、人杰地灵的富饶之地。

    大禹离去之后，为了纪念他的功德，高阳城便改名叫“禹息故城”，隶属兖州。夏代，有穷氏族在故城区域居住；商代，薄姑族在此居住。西周时，先属祝国，后称高唐邑，属卫国。春秋时属齐国。秦时设高唐县，属济北郡。汉初改设高唐县，属平原郡。西晋时八王争战，城毁县废。北魏景明三年（公元502年）在原址复建县城。北齐天宝七年（公元556年）迁县于今高唐县城，一年后旧县址毁于一场火灾中，从此成为一片废墟。唐天宝元年改祝阿县为禹城县以袭其名。唐乾元二年，禹城县衙由阿阳城（现火车站西南200米阳城子村）迁址李善人村，仿春秋时古城貌建禹城县城。正阳门取名“禹迹”，西门取名“鬲津”，以示故城的延续、纪念大禹功德。现禹城老城里便是禹城旧址。

    除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在禹城，另外流传甚广的一个故事就是“仪狄作酒”了。

    不管大禹治水也好，仪狄作酒也罢，都透露出禹城人的自豪和骄傲！在这片土地上，孕育过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先贤，涌出过一批又一批的英雄豪杰之士。故乡以他们为自豪，他们也以故乡为骄傲！

    沿禹城至李屯公路往西南方向走15公里，在苇河的南岸，坐落着一个800多人口的小村庄，这就是我的故乡——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辛寨镇梁庙村。故乡，魂牵梦绕的地方，我曾多少次梦回故乡。

    我思念我的故乡，思念大地、河流、村庄，思念与土地相关的时间与生活。

    每当夜深人静、思乡心切时，我都会轻轻吟唱著名女歌唱家程琳的那首《故乡情》：

    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有我幼年的足印。

    几度山花开几度湖水平，以往的幻境依然在梦中。

    他乡山也绿他乡水也清，难锁我童年一呀寸心。

    故乡的土故乡的人，故乡有我一颗少年的心。

    几度风雨骤几度雪飞春，以往的欢笑依然在梦中。

    他乡人也亲他乡土也好，难锁我少年一呀寸心。

    故乡的爱故乡的情，故乡有我青春的歌声。

    几度芳草绿几度霜叶红，以往的同伴依然在梦中。

    他乡也有情他乡也有爱，我却常在梦里故呀乡行。

    此时此刻，好像只有这首歌才能抒发我的思乡之情。携笔从戎三十多年，家乡的一切还总那样真切。春风掠过苇河，波光粼粼，水影婆娑。河两岸堤坝上的树木已绽放新绿，蔚为壮观，嫩叶儿在风中摇曳，与碧水蓝天共成一色。苇河水自东向西日夜流淌，奔流不息，滋润着这方土地。每年麦子成熟的季节，微风吹过，麦浪滚滚，布谷声声，很像陶渊明86小说的世外桃源。这时，最吸引我的还是村北和村南那成方、成行挂满五颜六色鲜花和果实的杏树、梨树和桃树。

第一章 父亲母亲

    A、我与父辈

    伟人也好，普通人也罢，凡是为其著书立传，都离不开生他养他的父母。古人云：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作为一个上数几代的农家子弟，我更不能例外。

    那就从我的父辈开始讲起吧！

    父亲生于1934年农历10月5日，名叫梁仁成，兄弟姊妹10人。在排序上他是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其中，一个弟弟因患病后无钱医治很小就天折了。爷爷梁子安和奶奶王氏拉扯着9个子女，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旧社会，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被逼无奈，爷爷奶奶只好领着孩子们以讨饭为生。

    爷爷的父亲名叫梁尚志，世代以农耕为生，艰辛度日。他和老奶奶生有两个儿子，即爷爷梁子安和二爷爷梁银安。由于家境贫寒，作为长子的爷爷梁子安在家守家，二爷爷梁银安只好带着二奶奶“闯关东”。他们一直走到靠近俄罗斯的黑龙江黑河，在那里安家落户，最后，客死他乡。

    父亲作为一家中的长子，不但一天学没上过，而且，在富家子弟坐在学堂读书识字的时候，他七、八岁就跟着姐姐、领着弟妹四处讨饭。父亲长到14岁，就到济南族中的一个亲戚家“扛活”（用现在的话就是打工），除了能吃饱肚子外，还能有几块钱的工钱补贴家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还没有成年的父亲，在那里学会了炸油条、做糕点等养家糊口之技。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亿万人民的欢呼声中，受尽压迫、剥削的农民分到了久违的土地和耕牛，当家做了主人。“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这是翻身得解放的亿万贫苦大众的共同心声。他们立志改天换地、当家作主的热情从来没有如此高涨。在全国一片大好的形势下，父亲也回到了家乡积极投身到伟大的社会变革中。

    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发动了朝鲜战争，并且，轰炸我国丹东地区，把战火燃烧到了鸭绿江边，严重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10月25日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正当抗美援朝战争打得如火如荼之际，1953年2月，年仅19岁的父亲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踊跃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父亲作为增援的后续部队在经过简短的应急训练后，就开赴了朝鲜战场。在朝鲜，父亲和所在部队爬高山、淌冰河，饿了就吃几口炒面；渴了就吃几口雪。他们日夜兼程准时到达上级指定位置。他们顾不上一路劳累，抓紧一切时间修工事、挖战壕，人人摩拳擦掌，誓与侵略者大战一场，为祖国人民争光。

    父亲所在的第68野战军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先后参加了“金城战役”、“529高地进攻战斗”、“北汉江左岸进攻战斗”、“572高地进攻战斗”等战役战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所在的团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奇袭白虎团”的英雄壮举。

    那是1953年7月，为了狠狠打击李承晚集团破坏朝鲜停战的罪恶行径，志愿军总部决定发起金城战役。7月10日，志愿军第68军第203师第609团副排长杨育才受命组织一个化装袭击班，深入敌后，以配合主力歼灭当面之敌——南朝鲜军首都师第1团。

    杨育才接受任务后，迅速组织12人的侦察班，其中有两位朝鲜族同志担任联络员。为了便于袭击敌人，杨育才化装成南朝鲜军美国顾问，联络员韩淡年化装为南朝鲜军小队长，其余10人均化装为南朝鲜军士兵，头上戴着钢盔，脚蹬大头皮鞋，做好了出发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13日夜，天空浓云密布，一场大雨即将袭来。夜色降临以后，志愿军出敌预料，向南朝鲜军发起突然进攻。志愿军西集团在突破前沿阵地后，第一梯队各师组织的渗透迂回支队迅速向南朝鲜军纵深穿插前进。此时杨育才率侦察班，在主力部队炮火的掩护下，沿着敌人后方公路飞快前进。他们抓俘虏，得口令，巧妙地通过敌人的道道岗卡，像12支利箭，直插二青洞“白虎团”团部所在地。

    敌“白虎团”团部门前停着大小30多辆汽车。首都师副师长、机甲团团长等正在开会。而指挥部外，许多人进进出出，一片忙乱。

    杨育才将侦察班分为三个小组，分头扑向敌人团部的作战室、电台和警卫室。规定以袭击警卫排的第一小组先开枪为号，各处一齐开火，将敌人一网打尽。

    杨育才亲率第三小组摸向作战室。作战室内灯光通明，侦察员们悄无声息地潜伏到墙边，从窗口向里望去，只见一名敌军官正气急败坏地挂电话，像是询问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还有几名军官神情紧张地围坐在桌旁。

    恰在此时，袭击警卫排的枪声响了起来。杨育才大喊一声：“打！”侦察员包月禄对准窗口投进两枚手榴弹。随着“轰轰”两声巨响，屋里的电灯熄灭了，霎时，屋里屋外浓烟弥漫，敌团部一时搞不清出了什么问题，乱作一团。趁着烟雾，侦察班像从天而降的神兵冲了进去，用机枪扫射，打得敌军措手不及，四处逃窜。敌机甲团团长当场毙命。其余敌军在前有枪口、后无退路的情况下，只好纷纷投降。被俘虏的敌炮兵营长，正忙着撕扯符号领章，想蒙混过关。只有敌副师长、白虎团团长等落荒而逃。

    战斗结束了。侦察员拧亮手电筒，往屋里一照，只见室内一片狼籍。战士包月禄从墙角的铁架上一把扯下“老虎旗”，兴奋地高喊着“把敌人的老虎旗拿到手了！”随即，他又轻蔑地说：“什么‘白虎团’，分明是只纸老虎嘛。”他一面将旗缚在腰上，一面说“这是个证据，免得李承晚那老小子再赖账！”

    杨育才率领侦察班凭着对党的忠诚和机智勇敢，仅用了14分钟就消灭了南朝鲜军首都师团部，共生俘16人，其中军官8人，毙伤54人，击毁汽车近40辆，缴获若干弹药、电台和一面“白虎团”团旗，侦察班无一伤亡，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

    战后，为表彰杨育才率侦察班歼灭南朝鲜王牌军“白虎团”的战功，1953年10月，志愿军总部为他记特等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杨育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给他颁发了一级国旗勋章和金星奖章及证书。

    电影《奇袭白虎团》再现了这一精彩的战斗经过，银幕上侦察兵的光辉形象，至今仍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杨育才退休后，回到济南军区干休所休养。那时，我在山东省军区千佛山下的一个连职单位代理指导员。因为他是我从小崇拜的英雄，在一个“八一”节我请他为单位作了一场生动的革命传统报告。报告结束后，我们宴请这位父亲所在部队的英雄。席间，当他知道我还没找对象时，就高兴地对我说，他有一位老战友的女儿，在沈阳军区长春某野战医院当护士，据说长得很漂亮。因为他这位战友老家是山东苍山县的，所以想为女儿在济南找对象，以后好调回山东来。

    这当然是后话了，在这里暂且不表。父亲当兵的第26年后，我应征入伍。说起来，我当兵的第46野战军与父亲所在的68野战军还有些渊源。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1975年各野战军进行了调防。原隶属济南军区的第68野战军从驻防地调防到东北，隶属沈阳军区；原隶属沈阳军区的第46野战军从驻防地调防到第68野战军原驻防地，隶属济南军区。

    我所在的第46野战军，不但参加了抗美援朝战功卓著，而且，后来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一举成名，涌现了我们在语文课本里学过的“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于庆阳等战斗英雄。

    非常巧合的是，在这次战斗中涌现的于庆阳、周登国等战斗英雄就是出自我当兵所在的团。周登国原是我们团特务连的一位班长，后来当了我们师的师长；于庆阳牺牲后，他的妹妹于庆红接过了英雄的枪，后来在我们军的卫生所当军医。

    言归正传。由于中朝人民的英勇作战，打垮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署，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说，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美国没有取胜的条约上签字的将军。

    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帮助朝鲜人民为战后的恢复和建设做了大量工作。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返回祖国。

    父亲是1956年初回到祖国的。回国后不久，父亲作为优秀的志愿军战士被保送到昆明深造学习。因为这些被保送的同志都是贫苦出身，多数都没有上过学，斗大的字不识几个，所以，入校后他们先是进行了一年的文化补习。然后，准备第二年系统学习军事指挥毕业后提拔为干部。正当这批人对未来前途事业充满无限希望的时候，昆明方面接到上级命令，要求这批学员全部退伍返乡。这批经过战火硝烟、生死考验的志愿军战士，愉快地服从上级的命令，很快奔赴全国的四面八方。

    事后，他们才得知，由于志愿军陆续回国后，干部大量超编，再加上新中国成立不久，又进行了一次这样的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中央军委在无奈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忍痛割爱，做出这样的决定。

    假如没有这次突然的变故，按正常的轨迹发展，父亲多年后也许也是一位戎马一生的将军。人生，真是变幻莫测。如果真是那样，一个终于逃离苦难、离开了农村那片贫瘠土地的军官，是不太可能再找一个农村姑娘为妻子的，那就不会发生与母亲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情缘，当然也就没有我们兄弟姊妹的诞生了。

    父亲是1958年3月退伍的。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父亲，回到家乡受到了乡亲们的热烈欢迎和拥戴。正像著名作家魏巍在他的长篇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中介绍的“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不久，经人推荐父亲被安排到当时正在家乡的苇河上建设定桥的德州建筑公司工作。也就在这时，经人介绍，25岁的父亲认识了邻村18岁的母亲。

    B、母亲的蹉跎岁月

    母亲名叫李玉珍，生于1941年4月25日。2010年春节，在我的要求下，母亲跟我谈起她童年的往事，言谈话语间，眼圈红了，晶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显然，那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是一段蹉跎的岁月。

    姥爷名叫李成祥，兄弟三人，他排行老大。在母亲的记忆中，他是乡村有些文化的私塾先生。姥爷曾先后结过三次婚，可是，三位姥娘都因病离他而去，各自留下一个女儿。即我的大姨李玉蓉、二姨李玉桂、母亲李玉珍。我的姥娘是姥爷的第三任妻子，由于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生病后无钱医治，在30多岁就去世了。那年母亲才5岁。母亲跟着姥爷长到9岁时，天有不测风云，姥爷又因病去世了。从此，母亲与她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母亲15岁时，她的爷爷、奶奶先后病逝。此后，还没成年的母亲就独立门户了。没吃的，她就到地里挖野菜、爬到榆树上采榆钱，艰难度日。在母亲的印象中，她只上过三年学，后因没钱买书、没钱买红领巾，同学们又都看不起这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在她幼小的心灵里，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愤而辍学了。

    在我幼小的时候，母亲在忙家务时，常听到她哼唱一首歌，好像是：

    “小白菜呀，地里黄呀。

    三两岁呀，没了娘呀。

    跟着爹爹，还好过呀，

    就怕爹爹，娶后娘呀。

    娶了后娘，三年半呀，

    生了个弟弟，比我强呀。”

    歌声凄婉、哀伤，如泣如诉。它抒发了母亲对世态炎凉的无奈和对自己不幸遭遇的忧伤。

    C、父母恋爱经历

    父亲与母亲见面后，母亲对父亲的长相还是比较满意的。父亲1.73米的个头，双眼皮、大眼睛；能说会道，很会来事。当兵的经历使他显得成熟老练。但一个现实问题成为他们不可逾越的障碍——那就是家里太穷。祖辈靠讨饭为生的父亲家里，正屋三间土坯房，西面两间土坯房，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经历过苦难的母亲，暗自思忖，家里这么穷，他下面还有六个弟妹，这今后的苦日子何时是个头啊！

    母亲犹豫了；母亲彷徨了。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人不太同意，那就是我二舅李方州。他是我姥爷的二弟李庆祥的孩子。是姥爷亲弟兄仨后辈中唯一的男性（还有一个舅舅李方河当兵后在战场牺牲了）。所以，他的态度至关重要，不得不引起父亲的高度重视。二舅是这样想的：这个亲叔伯妹妹，从小历经磨难，吃了不少苦，怎么也得嫁个富一点的人家，少受些罪。

    父亲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就和我大姑直奔母亲的村庄——苏庄，找我二舅去说明情况。父亲说，虽然家里穷点，但穷没根富没苗，日子全凭人过。如果嫌姊妹多结婚后可以分家过日子。再说，我现在有工作，肯定不会让你妹妹受苦的。

    二舅也是军人出身，退伍后国家安排当了教师，非常通情达理。听了父亲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语后，就愉快地同意了。

    1958年农历10月7日，父亲和母亲相恋几个月后，就在西边那两间土坯房里结婚了。婚后不久，老家定桥的建筑工程完工，父亲就跟随德州建筑公司搬到了德州市。父亲到德州后，十分挂念在老家的母亲。没过多久，父亲又返回老家把母亲接到了德州市，在一间放有建筑工具的房间支起一张双人床，过起了“两人世界”。

    德州市位于黄河下游北岸。北依北京、天津，南靠省会济雨，东连胶东半岛沿海开放城市，西连山西能源基地，处在华北、华东两大经济区连接带和环渤海经济圈、黄河三角洲以及“京九”经济开发区之间，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享有“神京门户、九达天衢”之称。

    德州现升级为地级市，辖一区二市八县和经济开发区与运河经济开发区。

    到德州后，母亲先是在建筑公司打零工：挑沙子、搬石头，后又到聊城挖水库。从小经历过苦难的母亲，非常要强能干，常常受到领导和同事的称赞。1959年初，德州国棉厂招收工人，母亲经人介绍顺利进入国棉厂。到厂后，单位先是安排她到石家庄学习了三个月，回来后安排在准备车间做串口工作。

    1960年6月，父亲因工作需要调到德州市自来水公司工作，过去的房子不能住了。于是，他们就在德州西北角的三里庄，租了一间离母亲厂子比较近的民房生活。1961年农历12月23日，来德州10多天的奶奶，本来是照顾母亲月子的，可是看看母亲还没有生的迹象，说啥要回老家。因为当天就是农历小年了，家里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准备过年。于是，父亲就送奶奶回老家了。当天晚上，母亲就开始肚子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波疼痛向她袭来，当阵痛一次比一次来得密集的时候，母亲心想：坏了，怕是要生了。母亲忍着疼痛来到对门的邻居家，告诉人家如果父亲回来就说她到医院去了。一路上母亲一个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实在疼得厉害，就蹲着待会儿。到市中心医院后，母亲忍着疼痛自己办完手续住进了妇产科。

    父亲送奶奶到老家后，由于牵挂着待产的母亲就连夜返回德州。当听邻居说母亲去医院后，就心急火燎地直奔医院而去。

第二章 少年时光

    A、“燕王扫北”

    1962年1月29日下午一点多（农历1961年12月24日）在德州市中心医院妇产科，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就是我。

    我的出生，给这个大家庭带来了非常大的惊喜。因为我是长子长孙。按我们梁氏家谱“……际、殿、云、朝、尚、安、仁、祖、义、克、大、齐、家、万、事、永、存”来说，我爷爷是“安”字辈的老大，我父亲是“仁”字辈的老大，到了“祖”字辈我又是老大。

    关于我们梁氏家族的历史渊源，还有一段故事呢。

    相传，1399年朱元璋死后，朱允炆以皇室太孙继位，叔叔朱棣对此十分不满。朱允炆感到众藩王兵权过重，势力超过朝廷，听信谋臣之言，撤藩削权。朱棣见诸王被废，自己怕是难以幸免。尤其父死因有“诸王邻国中毋至京师”的遗诏被阻，因而自己未能遂愿，当不上皇帝。第二年其借朝贺改元之机，带着世子公主家眷等亲往京城，探听虚实，以谋对策。

    朱棣的人马，沿驿道经州过府，一日来到禹城石门王村，视如掌上明珠的三公主突发疾病，不日身亡。公主病逝，朱棣心急如焚，十分悲痛，但因形势紧迫（蓄谋夺皇权），只得留下一名亲信和部分人马处理丧事，自己率大队人马匆匆奔京城而去。

    后来，朱棣与建文帝的矛盾公开化，他便率大军起兵反朝廷，向南京进发，路上受到各地正统驻军的阻击和反对。当时人们都认为朱棣谋反不道，称为“叛臣”。禹城当然也不例外，知县杨瓒指示驻军与朱棣军打仗，并挖了公主坟，抛弃弃野。因此，朱棣对禹城痛恨至极。朱棣率军攻破南京，消灭了建文帝，自己夺得了帝位，历史上称此为“靖难之变”。朱棣当皇帝后，便挥师北上血洗了禹城及济南以北各地。历史上称为“燕王扫北”。

    战事平息后，官府下令从陕西大槐树及河北京西、山东诸城等地大量移民到禹城。

    梁氏的先人，就是在那时带着家眷从陕西大槐树迁徙而来，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耕作。

    作为炎黄的子孙，2012年5月19日，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到陕西黄帝陵寻根。据史料记载：梁姓为“嬴姓伯益之后，也就是说梁氏的始祖叫伯益。秦仲有功，周平王封其少子康于夏阳梁山，定名梁国，国君即康伯，以后称梁伯，公元前641年，秦穆公派兵攻灭梁国。亡国后的梁国子民，大都逃到晋国，以原国名为氏，即梁氏”。

    在当今按人数多少排列，梁姓在全国是第21大姓。

    B、从城市到农村

    孔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爷爷是个非常传统的人，当听说生了个孙子后，非常称心如意，就特别高兴地对家人说“这又是一个大哥啊，称心如意，就叫可心吧！”

    1962年的春节过后不久，爷爷就到德州去看他的长孙去了。父亲看到爷爷的一霎那愣住了：爷爷又瘦又黄，浑身浮肿，说话有气无力。他说，家里一点粮食都没有了，每天靠吃一些野菜、树皮，维持生计。好多地方都饿死人了。后来才知道，本来奶奶要跟爷爷一块来的，但因为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没有办法，只好带着三姑和四叔梁仁华、五叔梁仁国到胶东讨饭去了。家里有二叔梁仁义和三叔梁仁忠在家看家。

    爷爷到来后，父母就把床让给了爷爷睡，他们就在地下打起了地铺。当时，父亲和母亲在城里情况还好些。父亲每月供应粮食30斤、母亲是29斤，吃饭不成问题。

    当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浮夸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错误地确定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太跃进”运动也被停止。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以上是国家宏观层面对“大跃进”的描述。而对于每个具体的个人来讲，关于这场运动的记忆，似乎只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饥饿。

    当然，那个时代也不仅仅只给我们留下了符号般的“痛苦”的记忆，那时代也自有其骨肉与血脉，是活生生的，是除去泪水之外也有欢笑与歌声的，例如“大跃进”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二倍多。例如经济、科技、国防、文教、卫生领域的发展都是在那一时期奠基、起步、突破的，例如我国的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第一台每秒运算万次的电子计算机、第一艘万吨轮、第一套彩色电视机的接收系统等等，这类“第一”可以列出成百上千。

    也许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么一个细节：作为人们集中表达“大跃进”吹牛的一句典型口号：“15年赶上英国”，到1972年，我国煤炭、纺织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已经超过了英国。那么，从1958年到1972年，是多少年？这道算术题的答案是14年。

    更有过来人回忆，那时候每天放学之后，都要在城乡结合部设扫盲“路卡”，开展挖蝇蛹、除四害等活动，几千年来我国文盲占绝大多数的状况短短几年就发生了根本转变，肆虐几千年的血吸虫和其他很多传染病都在“大跃进”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他们认为，“大跃进”运动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亿万劳动人民的思想大解放，整个民族展现了几千年来从没有过的高昂精神面貌。

    诚然，历史不仅仅停留在文字上，也不仅仅在人们如发黄照片般的模糊记忆里，历史是鲜活的，是无数人用生命和精神写就的。即使身处怎样的灾难中，作为大写的主宰地球的“人”，也能顽强求生。

    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无数人的共同记忆，构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整体上的历史。

    历史不容割裂开来，但整体的历史的确往往淹没个人的喜怒哀乐，很容易被抽去血肉后，只剩下冷冰冰的骨骼。

    比如，在那个大跃进引起世界瞩目的年代里，有一对年轻人，却满腹忧愁，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振作不起来。对于“赶英超美”的国家战略性发展目标，他们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为之热血澎湃，渴望自己能够为国家早日进入世界强国之林作出自己的贡献。

    但在此之前，他们又必须和所有人一样，先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生存，这的确是个大问题。

    母亲所在的德州国棉厂，因为收不上棉花，大批工人被下放。母亲就是其中之一。

    刚刚因为生了个儿子而高兴的年轻父母，此时又陷入极大的苦闷之中。

    夜，已经很深了，可他们四目相对，却最终无语。按过去的政策，子女的户口一般随母亲。母亲这一下放，按规定“下放三年回国棉”，我和母亲的户口可以继续落在国棉厂，但供应粮没有了。过去是三口人的粮食供四口人吃，还勉强度日；以后一口人的供应粮，要维持四口人的生活，是万万不可能的。

    还是母亲首先打破了沉默，对父亲说，你留在城里继续工作，我带着孩子回去。父亲说，分家后，他们弟兄五人每人分了颗大枣树，其他的啥也没有。老家现在是房没一间，地无一垄，孩子还小，这日子咋过呢？

    又是长久的沉默。最后，两人终于统一了思想，决定父亲也申请下放，全家一块搬回老家。如果三年后母亲回来，父亲就也跟着回来。

    1962年农历4月6日，这是个后来让我非常痛恨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天，出生不到半年的我和父母从德州市乘火车回到了故乡——禹城县马关屯公社梁庙大队。

    出生在城市，而且只有非农业户口的我，因父母的选择，从此，成为了一个农民。

    父母的决定可以说足深思熟虑的，但没有想到娃，此后搬回农村就再也没能回城。

    在他们看来，这一举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更谈不上什么伤心、遗憾，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的留恋。

    当一个工人，还是当一个农民，在当时根本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他们要面对更为残酷的生存现实。

    他们不会想到，只是因为他们当时看起来别无选择的这个选择，多年后却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人生困窘。

    不为别的，只为他们轻易放弃了城市户口，选择了回到家乡当农民。“农民”，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这个国家最庞大的群体，“种地”，也是几千年来最稳定的一种职业。但是农民又意味着与城市格格不入的语境。

    多年以后，即便是我自己当兵离开了那片土地，在青春年华找对象的年龄，对从城市入伍的那些高贵、靓丽的女兵、女军官们，也只是想想而已。因为我时刻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部队提不了干还得回去像父辈一样种地。

    当兵后，有时为了虚荣心（年轻人好像都爱虚荣）和那点可怜的自尊，每当遇到不熟悉的人或者是为我接转电话的女兵们，我总说自己是德州市人。后来，跟我一块当兵的老乡还是戳穿了我的谎言，使我尴尬至极，但我还是强词夺理地说，在哪儿出生就是哪儿的人。我出生在德州市，不信你们去问问我的父母。尽管我与人家辩论，但我是心虚的。在中国衡量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的标准就是户口——你是非农业户口还是农业户口。

    城里人，乡下人，谁都没有选择出生地点的天然权利，然而那一纸户籍卡片，却的确重逾千斤！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初并没有想这么多。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我有了青春懵懂的意识后，我就一直在为逃离农村、逃离土地、逃离那纸令我遗憾、令我羞愧、令我抬不起头来的“农民”身份而努力着，争取着，直到我真正离开农村（提干），改变了地位来到大城市工作。

    而这，整整用了我十年时间！十年啊，一个人最可宝贵的青春年华，不是用在实现伟大抱负，不是用在追求卓越人生上，而是用在这么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上。可见，一个人的出身对一生的影响有多大。

    但说实话，现在，当我在拥有了这么多年城里人的身份后，我又开始怀念农村、怀念起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乡亲们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在钢筋水泥和高楼大厦包围的大城市里，在汽车的嘈杂、尾气的污染和人与人之间日渐疏远、隔膜、猜疑的现代都市里，我开始怀念起农村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坦诚、直率、热情，尤其那种“亲不亲，故乡人；甜不甜，家乡水”的乡土之情。

    有人说，现在的人们正在向土地回归。这么说，倒不是说人们在向往回到田间地头上去劳动，而是向往根植在大地上的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向往那种简单而淳朴的田园牧歌式的悠闲生活。

    不知道哪位哲人说过，时间具有疗治伤痛和修饰过去的特殊功能。今天当我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远远地回首在农村的生活，我不再记起那些酸楚和苦痛的岁月，相反，记忆的咀嚼里只留下甘甜。我不再记起与某某人之间的恩怨纠葛，却只觉得每一张脸孔都是那么纯真可爱。在记忆的梦境里，乡村的风，乡村的雨，乡村的夜，乡村的一草一木，都是那么温柔而多情，一派的如诗如画，田园风光。

    所以，如果再有人问我：是什么出身？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农民出身，地地道道的农民！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轮回：当我是农民时，我拼命要标榜自己是城里人；而当我真的成为城里人，我又极力承认自己是农民了！也许，这正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农民不为人知的悲哀吧！

    C、名字的由来

    回到老家后，父母用“下放”补助的钱，在院中一个老爷爷的宅基地上盖起了三间房。在这里父母先后生下了我的大妹梁祖荣、小妹梁倩倩；二弟梁祖平、三弟梁祖刚、四弟梁祖宝。

    在我一周岁生日的时候，到胶东讨饭的奶奶和大姑及四叔、五叔和三姑、四姑回来了，一家人快快乐乐为我过了个生日。尽管当时生活困难，奶奶和母亲还是张罗了一桌好饭；大姑、二姑各为我做了一身漂亮的小棉衣，三姑拿来了鸡蛋等。

    当大姑听说爷爷给我起的名字叫“可心”后，坚决不同意，说不好听。

    她思忖片刻说，还是叫“建国”吧！这名好听。多年后，大姑已经去世。我问母亲大姑给我起这个名有啥讲究吗？在我印象中，一般叫“建国”的是10月1日出生，因为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母亲说，没啥讲究。你大姑又没有文化，就是认为好听就是了。

    在场的人也都觉得叫“建国”要比“可心”大气、好听。大姑还开玩笑地说，少数服从多数。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没有文化的爷爷也只好默认了。

    从此，我的乳名叫"建国"了。虽然没有什么讲究和寓意，更不会有人去追究。

    在我的生日宴会上，大家在桌上摆好了算盘、书本、油条等物品，让年幼的我去抓。按老家的风俗抓着某件物品，就代表了某种寓意。在众目睽睽之下，毫不胆怯的我伸手抓了一本书。村里一位有文化的人看到说“书中自有乌纱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好啊！这孩子大了肯定有出息。”他的这番话，赢得了大家一阵热烈的掌声。在每一个家庭里，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出人头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就像当年他们的父辈对他们的期望一样。

    1963年农历12月23日，只差一天没能为我过上生日的爷爷去世了，终年63岁。

    死去的人永远离去了，但活着的亲人永远记住了这个日子。在我8岁（虚岁）的那年9月，有一天我与小朋友们正在一块玩耍。突然三叔梁仁忠来找我，说让我去上学。当时不知上学是啥意思的我，正玩得起劲，哪听得进去，说啥也不去。我在前面跑，三叔就在后面追，围着学校整整转了三圈，终于还是被三叔抓到了。三叔拽着我的耳朵说，国啊，不上学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和叔一样在家砸坷垃种地，长大了连个媳妇也娶不上。那时的我哪懂这些，就是不听。因为上了学，就不能天天跟小朋友们一块玩了。最后，还是在三叔的“武力”威胁下，背上母亲给我缝制的书包上学了。

    光阴荏苒，日月穿梭。30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切身感受到三叔当时的话，是多么令人深思，语重心长啊！三叔因为没上过学，在家里种了一辈子地，后来连个媳妇也没娶上，最后，才50多岁就孤苦伶仃地死在家中。我却当兵离开了农村，考上了军校提拔为干部，在大城市找了媳妇，并且调到首都北京工作。

    在这期间，在我工资只有50多块钱的时候，也给三叔捎过钱。但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微不足道啊！当我生活富裕了，能报答三叔的时候，三叔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2009年4月清明节，我从北京和母亲回老家时，又专门到三叔的坟上为他烧了好多纸钱。并且，我在心里默默地说“亲爱的三叔，您教育我的话我现在真正懂了，我感谢您！我在这里给您磕头。”

    现在孩子上学跟我们那时真是太不一样了。时代的变迁，翻天覆地地变化，令人感慨不已！我的儿子燕歌，以及三弟祖刚的儿子晟豪、四弟祖宝的儿子芃晓，他们在北京享受着优越的教育资源，良好的生活环境。他们在上学前就能背诵唐诗宋词、《三字经》、《百家姓》。可我上学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啥唐诗宋词都没听说过。如今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其次，就是玩游戏；可我们那时上完学后，不是割草就是放羊，真是天壤之别啊！

    在那个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年代，父母对孩子还谈何教育？

    我还依稀记得我上学第一天，村里的张希英老师（后来晋升为禹城市副市长）问我叫啥名字？我说叫“建国”。张老师说大名呢？我摇摇头说没有大名，引起学生哄堂大笑。张老师没有笑。因为她也出生在农村，非常了解农村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状况。只见她思忖了片刻后说，你父亲是“仁”字辈，你是“祖”字辈，那就叫“梁祖国”吧！

    后来，人们都说这个名字大气、好听，现在看来不是没有道理。在我创作的电视连续剧《重返沂蒙山》在全国获奖后，军报编辑以我的名字为题，把对我的专访发表在报纸的二版头条；在我第二次到迟浩田首长家去看望他时（距第一次已经两年多了），他的夫人姜青洋军医说，首长好多老战友的孩子来过多次，名字总记不住，但你的名字我记住了，你叫“梁祖国”，名字很好记。

    此后，这个名字一直伴随着我。

第三章 求学之路

    A、同桌的她

    有一首校园歌曲，不知道撩动过多少人的情怀：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这首《同桌的你》歌中所唱的生活，可能是中学时代，也可能是大学时代，但却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小学时代。

    上小学后，刚开始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同学，我还比较老实。可是过了几周后，我调皮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我的同桌是我们村一位姓冯的女孩。她长得比我高，人也比我胖，在课桌上占的地方比我大。于是，我就用铅笔在课桌上画了一条“楚河汉界”，告诉她说，彼此谁也不能越过，否则后果自负。有一次，她正聚精会神写作业，同学们突然听到她“啊”的一声哭了起来。老师过来问怎么回事？她说我用针扎她。老师很生气：“梁祖国，你咋回事？”我说：“谁让她侵占我的地方！”老师看我不承认错误，就把我叫到教室外边罚站去了。此后，我对她的气就更大了。不是藏她的作业本，就是把她削好的铅笔偷偷弄断，然后把铅再轻轻插进去，等到她写作业时一用劲铅就掉下来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她不断地告状，我不断地罚站。

    我印象最深的好像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老师让她起立回答问题，我就用脚悄悄把她的凳子往后挪了挪，等她回答完问题坐下时，一下坐了个屁股墩，坐在地上大哭起来。这时还没等老师说，我就主动到教室外罚站去了。平时的伙伴们看到我的“壮举”，纷纷起哄说“梁祖国好样的！”

    那天下午放学后，我和往常一样放下书包牵着羊去放羊了。我放羊和别的小朋友不一样。因为是冬天，草枯了，树叶没了，到外面后我就把羊拴在树上，自己去和小朋友们玩耍去了。等到了天黑后，我就把羊牵到麦子地里让它们啃生产队里的麦苗。等羊吃得肚儿圆，我就赶着羊兴高采烈地回家了。这次刚到大门口，看到父亲站在那里。因天很黑看不到父亲的表情，我就叫了一声“爹”。话音刚落，只是父亲没有应声，左手一把抓住我，左右开弓掴了两个耳光。我猛地挣脱了父亲撒腿就跑，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事后我才知道，因我白天的恶作剧，老师和那个女孩的家长找到我家里来了。

    夜很深了，饥肠辘辘的我躲在外面的玉米秸里面不敢回家。后来还是母亲找到我，向父亲百般求情，我也做了保证，才算了事。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早早来到学校。心想，找家长算什么本事？走着瞧！

    一天过去了，她没来；又一个礼拜过去了，她还没有来。后来，听同学们说，她父母不让她上学了，让她在家干农活了。

    不知怎么了，看着空空的座位，特别希望她来。可直到我们小学毕业，她再也没有来上学。

    当时我小小的年纪，自然不知道桌子上深深刻画着的“三八线”意味着什么，不过捍卫自己领地的意识却是天生的。

    人人都会被自己生活的时代烙下印痕。

    正常的不正常，不正常反而成为正常，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疯狂。毕竟，在一个封闭自守了几千年的国度里，很多东西都是腐朽而陈旧的，要一下子彻底扭转过来，非发生“革命”不可。

    B、村里的“孩子王”

    没有了对手，也就没有了“斗志”。不知道从何时起，我又有了一个爱好，就是看小人书，并且如痴如醉。开始，我光借人家的看，久了人家不愿意。没有办法，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偷父亲的钱，每次几个钢镚，几次后就到书店买几本小人书（那时每本几分钱）。没有想到小学快毕业时，我有了整整一纸箱小人书，成了班里的小人书“大王”。

    现在想想，正是这些小人书（上初中后开始读小说）替我开启了一扇窥探外面世界的窗户。

    因为我的小人书品种全、数量多，别人都争着与我交换着看。这样我就汇聚了人气、有了人缘，全村几十个孩子都跟在我的屁股后面转。我自封“司令”，手下还有“八大金刚”。那时，在农村唯一的文化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一部电影在周围村子里轮番放，我就带着他们轮番看，到现在一些经典台词我还能背下来。我记得看的次数最多的就是战争片《奇袭》《侦察兵》《打击侵略者》《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等。由于在十多岁的年龄上精力无穷，除了带着他们到处看电影外，还带着他们“下河逮鱼摸虾，上岸偷梨摸瓜”。最刺激的还是率领他们“南征北战”，与周围村子里的孩子打“土坷垃仗”。

    起因是：有一次我带着几个孩子到邻村的地里拔“麻绳菜”，被几个比我们大的孩子拦住，他们问我们村有没有叫“郑经人”的？我们说没有。他们说，你们村连个“正经人”也没有，还到我们这来拔菜，快走吧，不然小心我们揍你。他们这一说，我们琢磨过味来了，原来他们在耍我们。但看看他们人多势众，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只好乖乖地回去了。我们村与周围的村子比是个大村，岂能受这奇耻大辱！于是，我纠集几十个孩子，带上“武器”（棍子、土坷垃，近了用棍子，远了用土坷垃投），找他们算账去了。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我们兵分三路向目的地进发。那几个孩子毫无戒备，等发现我们时只听我一声令下“打！”土坷垃像雨点一样向他们投去，打得他们落荒而逃。后来，他们到村里又纠集了一些人进行三次反扑，都被我们打了回去。从此，他们俯首称臣。

    此后，精力旺盛的我们以同样的办法向周围其他村子进行挑衅，引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我们村西面村是李屯子、丁庄，南面是兴旺，东面是庞桥、韩高，北面是陈庄。因我们人多势众，越战越勇，所以“百战不殆”。从此，我的名气大振，成为远近闻名的大人口中的“坏孩子”；孩子眼中的“小英雄”。许多孩子以加入我们的队伍而引以为自豪。

    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我上初中了。那年我13岁（我那时上学时，农村实行的是“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的教育制度）。

    我调皮的秉性并没有因为升入初中而改变。初中设在二里以外的大杨村，周围几个村的学生都要到那里去上初中。有一天晚上，我和村里的仁江叔去上晚自习。走到大街上，看到村里梁尚芝老爷爷赶着牛车往家走，后面拉着的东西用布盖着。我一屁股坐上去，只听“咔嚓”一声，原来他拉的是门窗玻璃，一下全裂了。我一下慌了，人家走了30多里路从城里拉回来，这下全完了。老爷爷又急又气地说：“你看你这孩子，真是的！”这时，我与仁江叔撒腿就跑。但隐隐约约听到老爷爷奔我家而去。心想，这下完了，这顿揍是躲不了了。下了晚自习后，我不敢回家了，可又没地方去，最后绞尽脑汁地想到一个办法，就藏到我奶奶西屋南面的草棚上面，不知不觉睡着了。夜深了，母亲见我还没回来，一下着急了，这孩子到哪里去了？就发动家人到处找，最后在草棚上找到了我。奶奶知道这个事情后，就对父亲说：“孩子知道错了，就不要打他了。”后来在母亲、叔叔、姑姑们都为我说好话的情况下，终于逃过了这一个“劫难”。

    后来我知道，尚芝老爷爷找到我家后说明了事情的原委，但强调不能揍孩子。让他知道错了就行了，并且说啥也不让赔。

    老爷爷虽然是在城里工作，但对村里人都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管谁遇到困难找到他，他都会尽心尽力给予帮助，是四邻八乡公认的大好人。

    父亲是个很威严的人，对孩子要求特别严格，并且脾气很大。他除了当过兵外，还当过民兵连长、生产队长、公社专业队队长。自我记事起，父亲最辉煌、也是我为他最感到自豪的是，他在村里排演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扮演鸠山。他把凶狠、毒辣的日本宪兵队长鸠山表现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受到当时公社领导的称赞。到现在我还记得父亲扮演的鸠山与梁尚泉老爷爷扮演的李玉和（他演得也很出色，把李玉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表演得淋漓尽致），在戏中那些经典台词：

    鸠山：中国有一句古语，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哪！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李玉和：是啊，听听歌曲，喝点美酒，真是神仙过的日子。鸠山先生，但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

    鸠山：老朋友，我是信佛教的人，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李玉和：我不信佛，可是我也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鸠山：好，讲得好。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

    李玉和：什么？人不为己还要天诛地灭？

    鸠山：对，这是我做人的诀窍。

    李玉和：鸠山先生，你这诀窍对我来说，真好比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鸠山：老朋友，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可别怨我不懂得交情！

    李玉和：那就随你的便吧！

    C、“棍棒底下出孝子”

    “玻璃”事件过后，我确实老实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又做出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一是有一次，我割草卖到生产队挣工分，负责过秤的工作人员，发现我的一筐草比别人的重好多，等我把筐里的草倒出来，别人扒开一看傻了眼，里面竟有好多攥成的泥块；二是有一天我到地里割草，为了试试镰刀快不快，有意削了20多棵庄稼；三是一个阴雨天，我到邻村韩高偷编筐的条子，被发现后在与看条子的人挣脱中用镰刀割破了人家的手；四是一个星期天，县里的工作人员在我们村头安装高压线，我趁他们中午吃饭的时间，把他们用的一个滑轮偷偷地挖了个坑埋在地里；五是与小朋友在河里玩耍戏水，我“逞能”到深水处游泳被大水冲走，差点淹死，幸亏梁仁合叔从桥上跳下，救上了光露两只小手的我；六是在公路上与立柱（乳名）用铁锹扬土玩，被他用铁锹在我的右眼眉上捅了个缝了七针的口子……

    我不断惹事，当然也是不断挨揍。是天性使然还是青春的叛逆？还是别的什么，我说不清楚。但总是屡教不改，好了伤疤忘了疼。

    父亲每次揍我都放下狠话：“你小子这辈子算完了。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玩意！天天惹是生非，不干正事，给我丢人现眼。”

    在父亲的观念里是“棍棒底下出孝子”，事实上，从最后的结果看，这句话还是十分有效的。

    我13岁的那年冬天，天寒地冻。那一年的第一场雪比上一年来得早了一些。在临近春节的时候，我偷偷翻家里的箱子时，发现了五元钱。在那个年代可是大钱啊！我一时起了贪念，心想父亲也许忘了。我就把钱拿出来到集市上买了几挂鞭炮，剩下的钱不敢再放回去，就藏在了下雨时往外淌水的阳沟里。

    原来那钱是二舅托四姑在城里买蜂蜡剩下的。当父亲去给二舅送蜂蜡和剩下的钱时，怎么也找不到。父亲问我拿了没有？我心里非常害怕，但硬挺着说没拿。当时母亲还说，这么多钱孩子可不敢拿。

    这下父母都非常着急，在屋里、院里翻箱倒柜到处寻找。没想到在阳沟里找到了三元多的零钱。这下父亲断定是我干的了，但他并没有声张。这天夜里，因为我时刻保持警惕，所以等父亲睡觉后，才脱了衣服躺在炕上睡觉。父亲看我躺下了，突然麻利地起来把门插上，我头“嗡”一下大了。只听父亲大喝一声：“把衣服脱光！过来跪下！”我哆哆嗦嗦爬起来，把仅有的短裤脱下跪在了桌前。只见父亲拿起早已准备好的棍子，照我身上揍起来。我哭喊着说：“爹，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这时，在里屋的母亲听到我的哭喊声，赶忙过来抱住了父亲。母亲哭着说：“他还是个孩子，改了就行了，你还把孩子打死啊！”怒火万丈的父亲，哪听得进去这些，棍子还是不停地打在我瘦弱的身体上，嘴里还不停地说：“我就要打死他！打死这个不争气的东西！”母亲看拉不住，他真有把孩子打死的劲，没有办法只好趴在了我的身上哭着说：“那你就打我吧！”这样父亲才停下手。母亲让我穿上衣服后说：“快给你爹发誓，说改了，再也不敢了。”我“扑通”一下又跪在父亲面前说：“爹，这次我真改了。今后你看我的行动吧！我一定为你争气！”父亲听了我的话，把头拧过去，但我分明看到了他眼里那晶莹的东西。正像人们说的，打在孩子的身上，痛在父母的心上。但那时我理解不了，我嘴上这么说，但对父亲还是充满仇恨！心想，等我再大一点，我一定出去，永远也不回这个家！

    30多年过去了，当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是禁不住潸然泪下。泪水不停地模糊着我的双眼，我擦了又擦总也擦不尽。这是悔恨的泪水，也是思念的泪水。当兵离家后，我常常想，作为姊妹六人中的老大，那时我为啥不知承担老大之责，帮父母撑起这个家呢？而是常常添乱、无事生非？我真后悔啊！可是人生没有卖后悔药的。这时的我对父亲早已没有了怨恨，而是深深的爱恋和无尽的思念！谁的父母不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在我的心中，父亲永远是一座山；母亲永远是一条河。

    孔子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现在我常常想，如果父亲还能训斥我、打骂我就好了，那该多么幸福，多么安慰啊！可是，再也没有机会了……

    D、书里的世界真精彩

    到初中后，尤其是在受到上次父亲的严厉惩罚后，我老实了许多。但说心里话，好好学习还谈不上，只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再说，那时是“文革”时期，从上到下不太重视教育。在学校不是割草，就是支农，再就是整天“批林批孔”写批判稿。升高中也不是考试，而是大队推荐，这样使我对学习失去了动力。但就是在那时，我找到了宣泄自己旺盛精力的出口，那就是看小说。初中的同学档次比小学高很多，有非农业户口的，有父母是公社干部的，还有父亲在省城工作的。他们不但吃得好、穿得好，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故事书（小说）。

    我开始看的书有：《大刀记》《战地红樱》《渔岛怒潮》《高玉宝》《苦菜花》《连心锁》《敌后武工队》《雁翎队》《林海雪原》等，这些书故事跌岩起伏、人物命运悲欢离合，使我如痴如醉，有时忘记了吃饭和睡觉。甚至在上课时，我把小说放在课本下面偷偷地看。上课不听讲，当然作业不会做。没办法我就抄别人的。我记得我抄地最多的同学一个叫董占武，另一个叫董财武。董占武数学好，我就抄他的数学；董财武理化好，我就抄他的理化。所以，在老师印象中我学习还不错，因为作业本上全是对号。我经常在家看小说到深夜，母亲对父亲说，孩子现在真的知道学习了。

    在初中我的同桌是位男生，这是我最不情愿的了。不知为啥？在小学时不愿意和女生一个桌，上了初中倒希望和女生一个桌了，尤其是长得好看一点的。那些跟漂亮女生一个桌的男生，常常使我羡慕嫉妒恨。尽管那时农村很封建，男女生基本不说话。谁要是常和女生说话，别人就会制造谣言、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我就是这种“好事”者之一。

    我的同桌名叫梁安林，是我同村的，按辈分我应该叫他爷爷。我俩从小很不“对付”。因他家成分不好，他的父亲我叫老爷爷，曾带着高帽子、胸前挂着“挖社会主义墙角坏分子”的牌子在公社游过街。我是贫农出身，父亲还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属于“根红苗正”。我就利用这些在小学时，就经常欺负打击他、孤立他。没想到真是冤家路窄，到了初中竟然和他分到一个桌，这使我非常懊恼。

    我俩虽然同桌，但由于过去结下的“梁子”，谁也不跟谁说话。“楚河汉界”更是分得清楚。常言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知从何时起，他也开始看起了小说，并且都是新买的，我从没有看过的。另外，他还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在我面前显摆，这引起了我的不满和嫉妒，为此，我就常常制造事端打压他。不是等他胳膊过线后猛推他一把，就是进去时（我在靠里的位置）猛撞他一下，他都忍气吞声、没有脾气。

    即使是这样，我还感到不解气。心想，他哪来这么多钱买小说呢？后来我得知，他每天放学后就跟哥哥、姐姐用玉米皮编小辫，然后订成地毯卖。一块地毯能卖七角多钱，由于他编的多，父母就常常给他零花钱。他就把这些钱都买成小说，暗中与我作对。了解这些情况后，我在家发动母亲和大妹妹，我们也编起小辫。由于我们编得不好，再加上母亲订地毯时活也比较粗，辛辛苦苦很长时间才弄几块地毯，还经常是打回来的比卖的还多。想利用这个办法挣钱的想法失败了，我对他的怨气也就越来越大。

    从小我就是一个不轻易言败的人。没有办法，我就把我过去心爱的小人书忍痛割爱处理了一部分，凑了点钱购买了《煤矿风云》《激战无名》《海岛女民兵》等他从没有看过的书，总算撑住了一点面子。

    E、当兵的四叔

    没过多久，有件扬眉吐气的事使我非常得意。那就是在外当兵的四叔梁仁华回来探家了。他不但给我带回了很多各式各样、那时人人喜爱的毛主席纪念章，还有一套精装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这套《毛泽东选集》别说在农村，就是在城市也很难买到。四叔身着军装威武雄壮，使我很是羡慕。那段时间，四叔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显得非常神气，好像当兵的是我而不是四叔。在没有人的时候，我让四叔脱下军装我穿上臭美一番，并让四叔给我讲部队上的事。四叔看我穿着又大又肥的军装，笑着说：“国啊，大了你也去当兵吧？”我看看四叔说：“我行吗？”四叔说：“行。不过现在不行，你还小你要好好读书，有了文化才能当个好兵。”也许四叔当时不经意的几句话，使我从那时起就有了当兵的情结。

    四叔梁仁华是1968年秋天和我们村的梁安忠爷爷一块当的兵，按部队的说法属于1969年的兵。四叔探家时正是一年一度征兵的时候，这时五叔梁仁国也去验兵了。这时的我真是比五叔还高兴。心想，五叔要是也当了兵，我们家加上父亲就有三个当兵的了。那时，军人的政治地位很高，真是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可是，五叔因血压高而未能如愿。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真是比五叔还难受。

    四叔当兵的单位是第64野战军所属部队，驻守在辽宁丹东。令四叔没想到的是，10年后的1979年12月，由于生活所迫，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真的当了兵。并且我所在的野战军，从数字上正好与四叔所在的野战军掉了个——第46军。

    真没想到这军装一穿，从过去的“一颗红星两面红旗”到现在的“2007式”最新式军装，已整整穿了31年。从连、营、团、师、军，一直干到最高领率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从排职、连职、营职，一直干到师职；军衔也从中尉、上尉、少校，一直干到大校。更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自此后我的三弟梁祖刚、二妹梁倩倩、四弟梁祖宝先后都穿上了绿军装。我的爱人燕萍曾在济南军区空军服役，就连我的四弟媳车琦，也是位枫爽英姿的女警官呢！后来，二叔的孩子梁祖田、梁祖民；五叔的孩子梁祖永，就连我大妹妹的孩子李吉同、李吉扬也都先后当了兵。我们这个大家庭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军人之家”。

    四叔的假期很快结束了。在这个假期里他如愿以偿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找上了漂亮的四婶崔玉荣。并且，四婶的父亲还是我们县武装部的现役军官哪！四叔走时我很伤感，真是“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那时我心想，要是我能跟他走就好了。

    四叔返回部队了，给我带来的荣耀也一起带走了，一切又趋于平静。我又回到了现实中，又要对付我的“对手”了。

    有一天上午下课了，我想出去。因课桌与课桌之间的距离很近，我的同桌他不站起来，我在里面就出不去。我看他还趴在那里看书，我就猛地有意撞开他冲了出去。没想到他一下子站起来火了，抓起我的铅笔盒砸向我，只听“咔嚓”一声，盒里东西全部掉在地上。一直占上风的我，哪受得了这个气，抱住他就把他摔在地上，两人撕打起来。班长杨荣福和同学们赶忙过来，把我俩拉开。杨班长问：“怎么回事？”我说：“我急着上厕所，他不让我出去。”杨班长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上厕所你干吗不让人家过去？”他说：“我，我……”他没说出啥理由来。这时，我就捡起掉在地上的圆规、尺子等东西。突然，一个悦耳的声音传人耳畔：“梁祖国，你的钢笔掉那儿了。”我一扭头，寻着声音看到了那双美丽的眼睛。霎时，我的脸一下红了，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她可是我们公认的“校花”，我心中的西施——沉鱼落雁之美；梦中的貂蝉——羞花闭月之貌。她的这一举动，让我激动了好几天。心想，难道她对我有好感？“哪个青年男子不善钟情，哪个妙龄女子不善怀春，这是人性当中的至真至纯。”这是伟大诗人歌德说的。

    经过多日的观察，人家完全没有这回事，是我自做多情罢了。况且，她的辈分与我爷爷同辈，这在偏僻的乡村是万万不可能的。

    写到这里时，我想到了顾长卫导演的电影《孔雀》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男主人公一天到校后，发现课桌的抽屉里被人放上了许多垃圾，他尴尬地一件一件往外拿。这时，邻桌的一位漂亮的女生，主动拿来笤帚和簸篓帮他弄了出去。放学后，女生在前面骑车，男生就在后面追。在一个巷子里女生停下车，等他追上后对他说：“你这样越来越像一条狗！你认为我帮你是对你好？那是因为我可怜你！”不知为啥，想到这个情节我的脸刷一下子红了。心想，上学时的我，天真幼稚的跟男主人公差不多啊！

    F、河对岸的哭声

    光阴荏苒。初中两年的时光，在懵懵懂懂、打打闹闹中很快过去了。那年我15岁。

    初中毕业典礼后，我和同学们拿着书包往回走，其他的人对未来充满无限的希望和憧憬，我却感到很迷茫。有的说在家准备上高中，有的说要到城里干临时工，有的说要去当兵，还有的要进纺纱学校学习毕业后就是正式工。

    听了大家的打算，我默默无语。心想，今年我们村初中毕业的有梁尚达、丁建华、梁海林、梁安兰、梁安林和我共6人。按惯例也就推荐两人上高中。梁安兰是个女生，又是复习生，再加上学习好，肯定没问题。在我们5人中再推荐1名，按学习和表现丁建华的希望比较大，凭我在村里“坏孩子”的名声，推荐上高中是万万不可能的。那时，我当兵年龄还小，出去干临时工又没有关系，思考半天出路只有一个：在家砸坷垃种地。

    当时生产队实行工分制。男劳力每天10分，女劳力9分，我干一天才给7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上河”（即修农田水利工程），在离家十多里路的九寨寺，我和梁仁合叔负责看抽水机。俗话说“男愁唱女愁哭”。在那段时间，我常常站在大坝上，面对广阔空旷的田野扯着嗓子高唱“洪湖水呀，浪呀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抒情委婉的歌声抒发着一个农村少年对现实的悲愤和不满。看抽水机这工作比较清闲，可一个多月就结束了。第二份工作是上公社专业队修路。开始大家是以大队为单位一块干，我还可以“滥竿充数”。后来，有人看我身小体弱，怕拖累他们，就要求分开干，这下我可“原形毕露”了，身体根本吃不消，没干几天就被开回来了。此后，我在家就以割草为生了。

    我初中毕业那年，大妹12岁、二弟10岁、三弟8岁、二妹6岁、四弟3岁。由于家里人口多，年年挣不够工分，为此母亲哪个活累、挣工分多就干哪个，常常与男劳力摽着干。母亲不但挣工分，还操持一家人吃、穿、洗、用。在家里母亲总是丢耙拿扫帚的，喂猪、喂鸡、做饭、刷锅，从没有闲着的时候。六个孩子别说穿衣服了，别说刷洗了，就是每人一双鞋就是六双。那时的鞋底是一针一针纳出来的，特别费工夫。往往下面弟妹的鞋还没做完，我穿的鞋早已破了。先是脚拇指拱出来了，这还不怕，最怕的是鞋底一前一后磨出钢镚大的洞，而且越磨越大，走在草地里经常被蒺藜扎。每到快过年，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上馒头、肉等好吃的。但又是母亲最劳累的时候。为了赶在年前，让孩子每人穿上一身新衣服、一双新鞋，她常常不顾白天的劳累夜不能寐、通宵达旦。母亲从没说过累，或者说有什么怨言，对孩子们的付出她从心底里是愉悦的，这些从母亲在煤油灯下边做针线活，边哼着小曲的神态中可以看出来。母亲常说，人活一口气，树争一张皮。母亲的意思就是不管吃多少苦，受多少累，日子也不能过到别人下面，那样人家会看不起。在我的印象中，一到早上，母亲的叫骂声就响起来，那简直就是我们家的起床号。为了少欠生产队里工分，每天早晨母亲早早就起来了，喊了老大叫老二，叫了老三喊老四。原因是母亲一早要上工，把我叫起来在家负责做饭，大妹负责照看弟妹，老三去割草。等母亲早工回来吃过早饭后，母亲继续上工，我就割草去。那时父亲是养路工，活比较轻松，就负责做中午饭。等我上午割草回来，母亲也下工了，我们吃上一口饭就和母亲又去割草去了。炎热的夏天，汗水不断地模糊眼睛，但我和母亲常常顾不上擦。有时渴了，我就和母亲捧几口河水喝。等到下午快上工的时候，父亲就推着推车把我和母亲割的草运回来晒上（晒干后卖给生产队冬天喂牲口）。母亲下午继续上工，我到家喝口水下午继续割草。到了冬天，天寒地冻，草冻得用镰刀一碰就掉下来了。这样每天天不亮我就起床去割草，等到吃早饭时我推着一独轮车草回来（到现在，因割草我手上留下的伤痕还清晰可见）。就在那一年，我家卖了6000多斤干草，居全村第一，换回了400多斤麦子。

    劳累一天疲惫不堪的我，每当夜深人静还是偷偷拿出《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苦菜花》《高玉宝》等书阅读。书中人物的奋斗精神、悲欢离合，给我带来了心灵的愉悦和无限的遐想。正是“他们”陪我度过了这段人生最低潮、最黑暗的时光。

    转过年来的9月1日，是各学校开学的日子。在这一天，我一个人在苇河北岸割草，却突然伤感起来。孔子说，“十五志于学”，而我却结于学，内心实在不甘啊！心想，就这样下去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何时是个头啊？这时其他人都上学了，我感到孤独、无奈和悲伤。再就是我们村除了我预测的梁安兰、丁建华上高中外，梁尚达当上海军，梁海林也上高中了，我和他学习可差不多啊！我是越想越悲伤，越想越难过，竟一个人情不自禁地号啕大哭起来。那哭声像怒号的苇河水，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少年心中的不平和悲怆。像高玉宝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发出的呐喊“我要读书！我要读书！”哭声引来好多人的围观。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没到伤心时。我边哭边说“人家海林没爹（他爹因病去世了），还托人上高中了，我这有爹的还不如没爹的！”

    那天，我一点草也没割，是空着筐回来的。心想，让父亲打吧，打死了也比现在活着强。出乎我的预料，父亲竟然没打我。原来，有人把我哭的事早告诉了他。晚饭我也没吃就躺下睡了。可怎么也睡不着，隐隐约约我听到父亲与母亲商量说“上高中咱没关系，找谁呀？现在不是兴考试了吗？咱让他去复习吧！再考不上可怨不着大人了。”

    一生好强、从不求人的父亲硬着头皮找到了大杨学校的金学法校长。金校长说：“你的孩子不知道学习。有一次，他迟到了不进校门，在校外沟里打扑克，被我抓了个正着。”不知父亲说了多少好话，最后金校长终于同意了。背上母亲重新给我缝制的书包，我又走进了学校。学校还是那个学校，老师还是那些老师，但当我重新走进学校，却感到格外新鲜、格外激动。人，只要是从内心迸发出来的力量，是任何困难也压不倒的。上学后，我像换了个人似的，勤学好问，刻苦钻研。那时我们有早自习和晚自习，每天早自习我提着煤油灯第一个到；每天晚自习我都是最后一个才走。晚自习结束后，我到家还坚持学到困得实在不行了才休息。很多时候，我就趴在煤油灯下睡着了，醒后再学一会，就直接去上早自习去了。由于我现在与过去反差很大，学习进步又很快，就经常“遭到”老师们的表扬。尤其是教数学的杨秀荣老师，因我数学基础很差，每次都问好多问题，但她总是不厌其烦、循循善诱。每当我有一点进步，她都提出表扬进行鼓励。还有化学老师王宪青，她针对我在化学上的薄弱环节，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给我吃“小灶”。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后，我的各科成绩在班级里都是前五名，为此，我戴上了大红花受到了全校的表彰。并且，在校黑板报上还出现了“向梁祖国大哥哥学习”的表扬稿。

    G、“金榜题名”

    由于校领导和老师们经常表扬，以及同学们的赞颂，使我有些飘飘然了。我忘记了自己是个复习生，经不起失败，在报考学校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又差点毁了我的一生。

    一年的复读很快就要过去了，到了冲刺阶段暨报考学校的时候了。这时，我们几个学习比较好的同学在一块商量该报什么学校。当时我们县有6所高中，当然教育质量最好的是一中了。不知谁说的要报考一中，当时我正在犹豫，又有人说，你学习这么好，你不报谁还敢报？这时被别人忽悠得飘飘然的我，真忘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古训，情绪一激动，就说：“好，我们报考一中！”。就这样在我的“忽悠”下，我和杨玉生、王贵军、丁建力、刘忠诚等五人报考了一中。

    考完后，大家还信心满满，准备上高中后继续努力，向大学冲刺。可是看榜后，人人垂头丧气，我们“全军覆灭”，个个名落孙山。

    这时，我的头“嗡”的一声就大了。这个结果是我从没有预想到的，对我来说可是毁灭性的打击啊！因为，我是复习生，他们都是应届生。他们考不上还可以再复读，可我怎么办啊？

    从县一中到我家30多里路，我是推着自行车走回来的。一路上我是边走边哭，伤心的泪水总也止不住。我感到真是太对不起父母了，家里克服一切困难让复读了一年，我却辜负了他们的殷切希望。

    走进村后，我的泪水再一次像开闸的洪水喷涌而出。我没敢回家，而是去了梁尚泉老爷爷家。

    在我濒临绝境的人生路上，是这位长辈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安慰。他是我一生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人。

    尚泉老爷爷也是个命运坎坷的人。他当年跟他的父亲在青岛上学，是青岛二中毕业的高材生。后来，因其它原因而未能上大学，又因成分问题一直陪他母亲在农村种地、讨饭、挖河，一待就是18年，吃过很多苦，后来接班到青岛市工作。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被安排在邻村先锋当民办老师。在我复读的一年里，他在语文和数学上都曾给予我很大帮助。这次，我把落榜的情况向他说了后，他帮我分析说：“以你的成绩考个一般高中绰绰有余，但一中还差一点。你今后想怎么办？”我鼓足勇气说：“我还想继续复读，可我家里的情况，我想父亲怎么也不会同意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沉思了片刻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我就欣赏你这种永不服输的精神。这样吧，你再回大杨学校复读面子上不好看，你就跟我到先锋学校去上学吧！你家的情况我知道，你的书费、学费由我出，这个你放心。”听到这话，我激动万分，恨不能跪下给他磕个头。但我知道他不需要，他需要的是我今后的争气和有出息！但我还是有顾虑，怕我父亲不会同意。他好像看出了我的想法，就说：“你放心回去吧，你父母的工作我来做。”

    我推着自行车回到家，等待着父亲的“严惩”。

    出乎预料的是父亲见到我不但没有打骂，而且和蔼地说：“考学的事我听说了，你努力了没考上就算了，这就是命啊！咱们家几代从没出过念出书来的，今后该干啥就干啥吧！”听了父亲的话，我红肿的双眼又盈满泪水。心想，父亲没有责怪，已经变化很大了。要是过去，一年工夫白废了，不是一顿打就是一顿骂。父亲后面的话，我听得很清楚，就是不要想三想四了，在家老老实实种地吧，这是命中注定的。此时心想，我是老大，弟弟妹妹还小，家里没有干活的，父母太辛苦，我又长了一岁，总能为家里减轻点负担了。就现在家里的窘况，再提复读的事怕是痴心妄想、白日作梦。

    不久的一个晚上，天黢黑，伸手不见五指。我的心也像这天一样乌黑一片，没有一点光亮。在豆大的煤油灯下，我刚吃过晚饭，就看见尚泉老爷爷来我家了。他肯定是来说我复读得事的，我知道不会有好结果就悄悄地出屋了。其实我并没走远，一直在院里的窗前注视屋里的动静。我听到尚泉老爷爷说：“祖国这孩子，不能说太聪明，但肯努力、肯钻研，非常有志气。这次的落榜主要是报错了学校，以他的学习成绩报考个二中肯定没问题。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是绝不可能成功的。孩子有决心，你们就再给他个机会。你们家的情况我也了解，花钱方面一切由我负责……”沉默，沉默。显然父亲内心在做着激烈的斗争，姊妹六人就我能干点活了，这一复读又是一年，要是再考不上呢？我在外边感到过了好久好久，二弟祖平才出来说，父亲让我进去。我胆战心惊地进屋了，就听父亲说：“就听你老爷爷的吧，过几天跟他去上学吧！”听了这话，我心里真是比蜜还甜。家庭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父亲能让我再次复读，是下了多大的决心啊！我说：“爹，您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和老爷爷的期望，再考不上我就不配做您的儿子！”

    事后，我知道是尚泉老爷爷执着和无私的精神感动了父亲。按村里辈分我叫他老爷爷，其实早已出了“五服”。人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这样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并且还答应给孩子出学费、书费，人家为的啥？还不是为了您孩子今后的前途和发展嘛！

    要强的父亲并没有让老爷爷为我出书费、学费，他感到这样已经很麻烦人家了，再让人家出钱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啊！我不知道从不愿意求人的父亲，在我第二天要上学的那天晚上跑了多少家、说了多少好话，但我清晰地记得父亲很晚很晚才回家，当早晨我走时他把用手绢包得整整齐齐的里面有毛票、钢镚的7元5角钱放到我的手里。我接过来拿在手中，突然却感到很沉很沉……

    就是在这种坎坎坷坷的波折中，我又开始了求学之路。新的学校、新的环境，一切使我感到很陌生，但万变不离其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了我当时的座右铭。在先锋学校学习两个多月后的一次考试，终于为让我来上学的尚泉老爷爷赢得了一些荣光。国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还实行中专招生即初中毕业考中专（称为小中专），毕业后全部分配工作，所以这种小中专当时在农村非常有吸引力。我们公社文教组为了提高小中专升学率，在全公社进行统考选拔一个由40人组成的班称为“尖子班”。公社文教组将集中优秀师资力量进行教学。在先锋学校，我和董凤翔、贾风喜、杜深云等16名同学参加了考试，出人预料的是只有我一人“金榜题名”。

    消息传到家里，父母感到非常欣慰，给他们的脸上也挣了面子。同时，在我的心中也燃起了希望之光。心想，如果考上小中专一下就跳出了农村，为家里减轻多少负担啊！

    “尖子班”设在交通比较发达的赵庄，离我家有10多里路。非常巧合的是，我与从大杨学校考来的我们同村的丁建强成了同桌。在班里，我还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杨玉生、王贵军是考一中时和我一块落榜的；还有一个高个女生。在上次考一中前我也参加了全省的中专考试，考试时她和我在一个桌。考试中，我曾用眼睛的余光偷看她的试卷，被她发现后悄悄盖了起来。此时，我窃喜：还不让我看，原来你也没考上，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学后才知道，她叫付秀珍，父亲是公社文教组的领导。怪不得那时傲慢得像公主，原来真的有点来头儿。

    刚到“尖子班”还有点得意洋洋，认为自己是佼佼者。可是，后来越来越感到压力很大。尤其是一次数学摸底考试，使我感到无地自容。那次考试其实并不难，主要是考基础。卷子上有一道题问“0”是有理数，还是无理数？我答的是：既不是有理数，也不是无理数，是中间派。老师在讲解试卷时，说了这个事，引起全班哄堂大笑。霎时，我脸上发烧，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

    “尖子班”果然是强手如林。我这在先锋学校每次考试数一数二的学生，在这次数学摸底考试中竟然是倒数几名，这下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时我有些后悔了，在这里没有老师的宠爱，没有同学的赞赏，就是向老师咨询问题，也没有以前的老师那样热情和耐心。

    俗话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想到父母期盼的眼神，想到以前老师的殷切期望，我没有任何退路，只有勇往直前。

    由于离家比较远，我们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铺上稻草和麦秸打成通铺，住下了我们12个学生。由于大家都忙于学习，又没地方洗澡，房里的味道十分难闻。吃饭，是我们带玉米面交上，学校食堂统一给做粥；主食，是各自从家里带，食堂负责给热一热。由于当时我家8口人，只有父母挣工分，每年都欠生产队工分，所以，一年到头分的玉米只够做粥喝，主食就是地瓜。我吃得天天“烧心”、吐酸水，但是毫无办法。有时，母亲知道我正长身体，学习又累，心疼我就偷偷在盛干粮的兜里放几个玉米饼子，但我知道后总是悄悄放回去。不管怎样我坐在教室里不干活，还是让干活的父亲、母亲或年幼的弟妹吃（母亲是从来舍不得吃）。我吃上地瓜已经不错了，可是家里吃的是什么呢？夏天吃榆叶、槐花和苜蓿等野菜，这些东西放上点玉米面，在锅里一蒸就能吃了；冬天把榆树皮晾干碾成面摔成面条，或者把地瓜干碾成面擦成丝煮着吃。我还清楚地记得1976年春末的一天，我吃了母亲用野菜做的菜糕去上学，走到半路头晕呕吐，就赶快往家跑。到家后才发现一家8口7口人都上吐下泻，只有2岁多的四弟祖宝平安无事（他太小没有吃，他吃的是面糊）。原来吃的那种“野菜”有毒，我们食物中毒了。

    那时，我感到天下最好吃的美食莫过于四弟祖宝吃的叫“面糊”的东西了。那是把面粉用水和和，在锅里滴几滴油，然后把和好的面倒在锅里，烙成巴掌大软软的小圆饼。有一次，家里没人我就偷偷撕下一小块吃了，感到真香、真好吃啊！心想，如果哪一天能吃上一顿这个就好了。

    在学校每天吃饭时，我看到别人有带饼子、窝头的；还有带馒头、包子的。为了怕别人看到我老是吃地瓜，每次盛上粥我就拿着用手绢包着的地瓜到校外去吃。吃完了围着学校转两圈，顺便背背数学公式和物理定理，回到教室正好别人也都吃完了。那时正好是长身体的时候，好像特别能吃，本来是计划好三天的量（中间每周三回家取一次），可是吃着吃着不是少一顿就是少两顿。没有办法，那只有喝粥，每当这时我都抢着去刷盛粥的桶，别人认为我表现好，其实，我是先把桶拿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从桶里还能空出半碗粥，这样正好安慰了我咕咕直叫的肚子。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为了放松身心，我们同学们也常常打打闹闹、讲讲笑话自娱自乐。

    不知道为啥，我感到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夜里我们出来撒尿，尿在空中还冒热气，到地下很快就结了冰。

    有一次，一个王姓同学，半夜出来撒尿，不知怎么受了风，撒尿的“玩意”肿得又粗又大，没法去上课。那时，教数学的正好是漂亮的女老师贾秀芬。因王姓同学学习很好，老师比较注意，发现他没来上课，就问：“怎么回事？”我们几个面面相觑，都憋着笑谁也不说话。女老师就急了说：“到底怎么回事？跟他一个宿舍的同学全部站起来！”我们全部站了起来。看实在瞒不下去，一个杨姓同学急中生智说：“他说他头疼！”我们10多个知道内情的同学实在忍不住了“扑哧”声全笑了起来。

    不堪回首的日子终于快过去，又到了填报志愿的时候了。我们这次考试是全省试点，也就是小中专和高中招生是同一张卷子。考得最好的上一中，考得中等的上小中专，这个“火候”实在很难把握。我找到上次跟我一块落榜的王贵军商量报啥学校。他说：“我想报考车站中学。因为它教育质量比一中稍差一点，比别的中学又都好。并且，地点在城里交通方便环境又好。”我和他的学习成绩彼此不分上下。我就想了想说：“好，那咱们一块报考车站中学。”可是，等到正式填报志愿的时候，因为我不能承受再一次失败，心想，车站中学条件那么好，报考的人肯定很多，于是，我就悄悄填报了比车站中学稍低的县第二中学。考完试回到家后，我为了弥补这两年复读给家庭带来的亏欠，轻活、重活都抢着干，努力承担一些父母肩上的事，帮他们卸下些生活的沉重和悲苦。在这个时候，我也在深深地思考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考上高中后，学费怎么办？

    几天后，我就到三叔梁仁忠、四叔梁仁华所在的副业队（现在叫建筑队）当小工了（四叔在部队没能提干，这是在部队学的手艺）。大工是负责砌楼房，小工的工作就是和泥、搬砖和运石头等零活。当小工的第一天，我负责向在十多米高的楼墙上抛砖，刚开始还行，可是越抛越累，但我咬紧牙关仍坚持着，等到晚上收工时，我累得走路都有些困难了。晚饭后，三叔和四叔看到我手上磨出的四五个血泡，都很心疼，劝我回去别干了，但我摇摇头说“我能坚持！”那时我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挣下我上学的学费，不让父母再为我去借钱了。

    副业队每天天不亮上工，等天黑了看不见了才收工，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人，只要心中有信念，就永远不会趴下，在这段时间里，我每天不刷牙，不洗澡，上工时积极表现（为了多挣点钱），下工后吃点饭倒头就睡（为了积蓄力量，坚持下去），20多天后，我的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人也黑了、壮了，基本上适应了副业队的艰苦劳作。正在这时，从家里传来消息：我以五门科目（每科100分）总分432的高分，被县二中录取了。

    副业队上的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都纷纷向我表示祝贺。三叔、四叔当然是更高兴了。他们帮我收拾了东西，捆好了被子说：“赶快回家准备准备，到了学校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这一辈子也不希望你再干这个了。”我说：“上学还早哪，我要干满30天好结账。”就这样，我在那里干了整整30天。这也是我一生中最苦、最累，最无奈的30天。也许从那时起，更坚定了我一定要逃离农村，逃离贫穷的想法。

    当我把长大以来第一次用苦力挣得30多元钱交到父亲手里，我感到了无限的惬意和自豪，感到终于为父母尽了一点心意和责任。

    县二中坐落在县城南10多公里处的伦镇镇，距我家有近15公里。学校建于1956年9月，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老校，建校几十年来为社会培养出了不少人才。

    1979年的9月1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穿上母亲给我做的新衣服带着生活用品和入学通知书，骑着家里唯一的一辆旧自行车向着理想的“圣地”进发了。

    学校的环境和条件比原来所上的任何学校都要好。学校建在镇南面，三面是绿油油的庄稼地。校园很大，路径平整，绿树成荫。尤其是教学楼前那几颗长得很粗的古树苍翠欲滴，好像向人们炫耀着它的日月沧桑。

    这次学校“高一”共招了4个班，分为10级1至4班。因我考的分数比较高，我被分在了10级1班，共42名学生。坐在高中的课堂里感觉格外不一样，因为这里曾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是实现远大理想的必经之路。

    H、超出人预料的抉择

    上高中时，我的同桌名叫张忠勤，年龄比我大两岁，家是县搬运公司的。我俩不但是同桌，而且睡觉也在一块儿。当时学校宿舍住的是上下床，两个上下床并在一起，我俩睡上铺。由于高一离高考还有一年（那时农村高中是两年制）。大家又刚经历了中考，紧张的神经有些放松，所以班里的学习气氛并不浓。

    张忠勤年龄比我大，家又在城里，所以见多识广，经常给我讲一些趣闻、趣事和人生经历，使我感到他懂得真多，令我非常钦佩。

    由于出身不同，家庭经济状况不一样，再加上我两次复读的经历，致使我背负的包袱很重很重，所以我在学习上比他刻苦许多。我总感觉不努力学习，就对不起在家劳作的父母，还有只上过几天学，就早早辍学在家帮衬父母的大妹祖荣。可是，令我奇怪的是，我上课聚精会神听讲，下课认真完成作业，有时夜里还偷偷起来加班加点，可学习成绩总赶不上他。更神奇的是有许多课程老师还没讲，他就都会了，包括高二的课程，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一次晚饭后，我俩出去散步时，就向他讨教学习上的“秘诀”。他看我非常虔诚就向我讲了实情。

    原来，他是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重新又从高中读起打牢基础准备再次考大学的。像他这种情况与我俩关系比较好的刘春华也是，在我们整个班占到二分之一还多。听了他的一席话，我一下傻了眼。心想，我是初中生考来的，对高中的课程还很陌生，就是再努力也很难赶上他们啊！更别说考太学了，那肯定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那个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我该怎么办呢？如果上两年高中考不上大学，这一切还不是白费。两年啊，700多个日日夜夜，父母的辛劳、弟弟妹妹的付出，我该怎么回报呢？如果不上的话复读了两年才考上，也非常可惜。

    正在我思想激烈斗争的时候，一次我回家取干粮的“遭遇”终于使我下定了决心。那时，我们村有几个在二中上初中的学生喊着我一块走。他们年龄比我小好多，个子也都比我矮。当时家里正忙着收地瓜，我提着母亲给我准备好的干粮刚出门，正在忙碌的父亲不知为啥就生气地说：“你看你这么高的个子，也不能给家里减轻点负担，成天跟小孩们来来去去，也不嫌丢人！”

    由于父亲对我打骂习惯了，也许他并不在意。可是这次却给我带来了深深的刺激和伤害！因为我已长大，当时已17岁了。也许我确实感到两次的复读对家里确实亏欠很多，再加上我这么大了还不能在家干活，我一句话也没说，眼含泪水默默地走了。

    一路上，我委屈的泪水不停地在淌，影响得其他几个跟我一块走的学生陪我哭了一路。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下定了决心：吃完这次带的干粮，我就再也不去上学了。

    高尔基说过，苦难是一所大学。不幸的人生往往孕育出成熟的理性。在那个时候，一个农村青年要想离开那片土地，要想改变自己人生的轨迹，实现美好的理想，只有两条路：一是考上大学；二就是当兵。考大学这条路对我来说已经行不通了，还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当兵去。当兵！当兵！！当兵！！！

    在当时，这是我唯一的希望，也是我唯一的出路。

    决心下定后，我先找到当时在大队担任支部委员的二叔梁仁义，把我的想法给他说了，他很支持。我说，征兵工作开始后，我万一不在家您先给我报上名，并且一再强调要保密，不要告诉我的父母。

    这一次，虽然看似我贸然做的决定，其实当兵的念头已心存很久。在很小的时候，通过看了电影《英雄儿女》《侦察兵》《渡江侦察记》《上甘岭》《奇袭》等战斗影片，王成、黄继光、董存瑞等英雄形象早已深入我的心里。特别是1979年2月17日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对我影响很大。当我从广播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就特别激动和兴奋。那时，我还在“尖子班”上学，有次回家就对母亲说：“我去当兵打仗吧？”母亲听了我的话很不高兴地说：“别想三想四的，好好念你的书。”那时我的想法倒不是特别高尚，我是想和平时期，仗打少了，英雄出的也少了，“乱世出英雄”嘛！到炮火硝烟的战场上打几仗，弄个英雄当当，以后再也不会回来种地了。想法天真而可笑。

    没想到当兵进展得很顺利。那次我们大队跟我一块验兵的有梁仁江、王勇志我们三人。出乎预料的是，经过"过五关斩六将"，我们三人全验上，可等到武装部通知换服装时却成了我一个人。后来到部队后才知道，政审时我填写得是高中毕业，他们填写得是初中毕业，当然，部队选择“高学历”的我了。人的命运有时完全是偶然的，一个小小的因素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我的一生就是这样改变的。假如不是我耍了个小聪明，把上高中三个月说成是高中毕业，那样我的人生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等我换上服装后，帮陈庄二姑家盖房的父亲回来了。当父亲得知我要当兵的消息后，感到非常吃惊。同时也为我复读两年才考上的高中说不上就不上了，又感到非常遗憾。

    在临走的那个晚上，我把在家所有穿过、用过的东西全都整理好、摆放好，包括一条内裤（本来内衣是可以带的）。我默默地下定决心，要赤条条走出这个家，不干出一番成绩绝不回来！

    夜已经很深了，可父母还没有睡意。一是对儿子第一次出远门恋恋不舍；二是本想让我在走之前把婚事订下来，因我坚决反对而未能如愿，还在试图做我的思想工作。

    事情是这样的：父亲的一位老战友有个女儿跟我差不多大，两家早就有这个意思，可我却并不知道。我这当兵一走，人家提出来要把婚事订下来，不然我这当兵一走就是三年，女孩不放心。父亲还说：“三年后，你二弟也到了找媳妇的时候了，你订下了我们当父母的也就放心了。咱家的情况你也知道，人家比咱们家条件好，不嫌咱家穷就不错了。”我说：“我年龄还小，到了部队还不知道是啥情况，订下婚事我就有了牵挂，还是等我好好干三年之后再说吧！”父亲又说：“人家可不等你，以后你复员回家找不到媳妇，可别怨我们！”我说：“爹，你放心吧！以后不管结果如何，我决不会怪罪你们！”这也是我第一次公开、坚决，且肆无忌惮地违背了父母的意愿。

    那一夜，我穿着舍不得脱下的军装，迷迷糊糊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时，屋内挤满了来给我送行的人。按老家山东的风俗“抬腿饺子落地面”，母亲已下好了饺子，我勉强吃了几个就快到了集结的时间了。我拿起背包，眼含泪水向亲人们一一告别后，父亲用自行车就把我送到公社的集结地。一路上我和父亲都没有说话。也许他真的舍不得我走；也许他心里还在怪我没答应把婚事订下来。

    这次在我们公社共征集了50名新兵。其中济南市下乡知青25人，我们农村的25人。我本来认为自己个头还行，可是到了集结地，一按大小个排队，这还没到部队我却成了“副班长”（部队副班长站最后）。

第四章 步入军营

    A、子弹打到别人的靶上

    1979年12月7日，是我今生难忘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天，我拿着奶奶、父母、叔婶和姑姑们给我的16元钱，背负着他们的殷切希望，告别了故乡、亲人和朋友，踏上了漫漫的从军之路。

    我们是坐着部队惯用的闷罐车，7日下午5点从禹城离开的。当车走了一个多小时后停了下来，这时我听人说这里就是省城济南。我赶快伸出头去，看到华灯璀璨、霓虹闪烁，到处是一片灯的海洋。我家虽然离济南只有50多公里，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城市的灯光。

    列车在茫茫无尽的夜色里奔驰，也许由于激动过后的劳累，我慢慢地进入了梦乡。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就听带兵的领导说：“大家醒醒。到了，下车了！”我拿着背包刚走到列车门口，漫天飞舞的雪花迎面扑来。心想，难道到东北了吗？从没有出过远门的我，对地理位置，在头脑中没啥概念，不知道哪是哪。

    原来，这里是山东省昌邑县一个叫岞山的小站。搞了半天连山东还没出去哪！那时当兵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我们全部下车后，在带兵的领导指挥下纷纷登上了“大解放”，“大解放”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又颠簸了近两个小时，终于来到一个有军人站岗的大门口。我们下车后，看到了“热烈欢迎新战友！”的标语；听到了欢快的锣鼓声。

    这哪里是城市？分明是大山沟！我的心一下就凉了半截。在验兵时，总听人说，这批兵好，是技术兵，驻守在大城市。还没容我多想，我们很快就列队、点名、分班，我就被家是山东莱西的徐经修班长带走了。

    按部队的规矩，新兵到部队后要进行三个月的军政训练，也就是在这三个月内，从起床、叠被、洗刷、吃饭、穿衣；走步、跑步、正步等科目做起，实现由一个普通老百姓到军人的根本转变。在这期间不合格的还要退回原籍。在家一切看似简单的，在部队一切都不简单了。被子要叠成“豆腐块”，吃饭、穿衣要有时间限制。就说简单的走步吧，在家谁不会走？可在部队就不行了。步幅、摆臂的高度和离身体的距离都有明确的规定。在我看来最难应付的是正步走。我和几个总挨批的老乡，夜里经常偷偷起来自己练，但进步并不大。看来要做一个真正的军人，还真不太容易呢！

    我们当年这批兵分别来自山东、江苏两省5地。山东省的来自济南市、禹城县、齐河县；江苏省的来自南京市、丹阳县。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训练，不是以地域山东、江苏形成两大派系，而是以城市兵、农村兵形成两大派系。城市兵聪明，见多识广，接受新事物快，学习训练进步大；农村兵朴实，肯吃苦，但反应慢，没见过什么世面，学习训练确实差点事。所以，农村兵就时时处处受到城市兵的嘲笑、讽刺和挖苦。

    有一次，我们新兵连组织到澡堂洗澡。洗澡，当然要脱光了衣服，这是太自然平常的事情了。可是，一百多个新兵全脱得光溜溜的在一块洗澡，我们农村兵可没见过这种阵势。在家时，冬天也就是烧盆水自己用毛巾擦擦，夏天就到河里去游泳了。在大庭广众面前，我非常难为情，磨磨蹭蹭就是不想脱衣服。当我看到城市兵都大大方方脱光了下去，我才尴尬万分、慢腾腾地脱衣服，下到水池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像我这种情况的在农村兵中不算少数，还有的穿着裤衩就下去了，又引起城市兵的一阵冷嘲热讽。

    训练后的文化娱乐活动，更是让城市兵占了上风。有一位从我们禹城当兵的济南下乡知青名叫耿现强。课余时间，在新兵连他主动为大家教唱《谁不说俺家乡好》、《妹妹找哥泪花流》等抒情歌曲。那挥手之间的动作，那抑扬顿挫的旋律，让人倍感钦佩。我私下里想，这么好听的歌，咱咋没有听过呢？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训练，我终于在队列、内务卫生等方面勉强合格，下一步的重头戏就是射击和投弹了。在练习射击时我又遇到了问题：练射击，必须把左眼闭上，用右眼将准星和缺口平齐瞄向靶心。可我一闭左眼右眼也闭上了，根本没法瞄准。没有办法，只有苦练。这样我就走路时练，晚上躺在床上睡觉时还练，终于在正式射击前眼睛能睁闭自如了。

    射击和投弹不像队列和内务卫生是软指标，射击、投弹是硬指标，射击是环数，投弹是米数。

    正式射击那天，我非常紧张，怕打个不及格。可是鬼使神差，怕什么就来什么。在射击时，我由于紧张没有预扣扳机，当用力扣动扳机时枪口产生了晃动，2发子弹跑到了别人的靶上。在打后面3发子弹时，我吸取了教训，开始冷静了，3发子弹各命中8环，这样离30环及格还差6环。

    这时，与我挨着射击的禹城老乡刘圣华说：“梁祖国你咋搞的？我这双眼睁着的比你打得还好（他和我一个毛病，却打了个全班第一）。”等到连领导验靶回来说：“他的靶上多了2发子弹，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有人帮忙来。”

    射击结束了，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我却只张嘴不出声，黯然神伤。

    那天晚上，我懊恼得连晚饭也没有吃。因为我拖了全班的后腿，徐经修班长对我进行了批评，但更多的是安慰和鼓励。他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下一步还有投弹科目，你争取拿个好成绩，以弥补射击的不足。”我默默地点点头。

    没过多久，实弹投掷开始了。我按口令来到指定地点，心想，这次我一定投个好成绩，让大家看看。我拿起手榴弹抠开后盖，把拉线套在小手指上，用尽全身力气把手榴弹扔了出去。可没有想到，由于用力过猛，手榴弹脱手离开了安全区域跑到我的右边去了。突发的状况，使我一下傻了，站在那里不动了，并且，手榴弹离我只有10米左右，非常危险。这时现场一片惊慌，只见徐班长一个箭步跑过去把我按下趴在我身上。手榴弹“轰”的一声爆炸了，扬起的尘土落在徐班长一身。幸亏没有出现“王杰”式的英雄，不然，我当兵的历史可就结束了。

    这次可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了。晚上，班里召开班务会对我进行了严厉地批评教育。我也只有痛哭流涕，接受大家的严厉惩罚。心想，不管怎么批，只要不把我退回去就行。徐班长最后说：“你们下连后，主要是执行施工任务。要是上前线打仗，凭你的射击和投弹成绩，非把你退回去不可。”听到这话，我的心终于放到肚子里了。

    三个多月的新兵训练结束了。我们终于戴上了红领章、红帽徽分到了各自的单位，成为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我们公社比较熟悉的杨军分到了一营营部，李学军分到了二营营部，刘春河、李德元分到了通信连，尹分江分到了三炮连，就我分的最差——步兵六连。一听就知道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B、当上了文化教员

    我们军是几年前从徐州移防过来的，当时许多营房还没有建好。我分到的六连在离营房10多里一个叫店子的小村打石头（部队建营房用）。这次我们县有刘圣华、高德成、孙文水、张振江和我5名同志分到这个连队。当时连长是张志发，河南人；指导员叫张以明，辽宁人（后晋升为山东东营军分区政委）。到连队后，我和齐河县的于桂河分到了二排六班。

    这个叫店子的小村隶属山东省安丘县景芝镇。虽然这里属于丘陵地带，但与我老家比起来还是要富裕一些。我住的这家房东跟我家情况差不多，也有6个孩子。看到这家不辞辛苦、日夜操劳的女主人，我就常常想起我的母亲。我们班住在两户人家，于桂河跟班长住在一起；我和副班长住一起。我们的班长叫陈成会，副班长叫孙启新，一个是山东省新泰县；另一个是山东省新汶县，都属于泰安地区。我们到班里后，陈班长找我们两个新兵谈得最多的就是“男女关系”问题。因部队移防几年后，每年战士退伍时都把周围几个村的漂亮姑娘给带走了，引起地方青年们的敌视，严重影响了军政、军民关系。尤其是我们连的一位班长，与店子村的“村花”黏黏糊糊，使村里一位早就暗恋那位姑娘的小伙子找到连队要与那位班长“决斗”，最后，那位班长受到了纪律处分。1979年初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开始前，他写了血书要求上前线争取“立功赎罪”。当时，团要在我们连队选拔16人参战，连队怕他继续待在村里惹是生非，就批准了他的要求。没想到这位班长却因祸得福，在战斗中英勇杀敌、荣立战功，被破格提拔为军官。

    听了陈班长的话，我暗暗为那位班长高兴，同时也告诫自己一定不能犯这方面的错误。我们房东有位蛮漂亮的姑娘，比我小一岁，我从来不敢与她主动说话。偶尔她与我说话，我会面红耳赤，怕让人看见有啥嫌疑。只有一位聊城姓陶的老兵经常与她开玩笑、逗逗乐子，给无聊单调的生活带来些乐趣，可为此他多次受到陈班长的警告。

    采石场在村西南500米处。我们每天早晨8点钟列队上工，晚上6点钟列队下工，中午在那吃一顿盒饭。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原来在家时干小工差不多，使我非常彷徨和迷茫，感到与原先想的差距太大。我们这批兵既不住在城市，也不是技术兵，并且，自我们这批兵开始，以后控制入党数量，取消战士直接提干（一律经过部队院校培养才能提干）。总感到自己生不逢时，致使努力没有了目标和方向。

    正在这时，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那个23岁少女饱含着泪水的激越诉说，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恰在这时，济南军区《前卫报》又刊登了一篇《三个希望都落空，我的前途在哪里？》署名“一名老战士”的读者来信，在部队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像我们抱着当兵人党、提干和学技术为目标的农村兵，感到情真意切，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针对这种思想苗头，部队自上而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人生观”教育，重点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通过深入细致的“革命人生观教育”，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当兵是每一个青年人应尽的义务，不是捞取政治资本的跳板，更不能为了找出路才来当兵。

    思想问题解决了，工作劲头也足了。虽然，打一天石头回来感到比在家时的建筑队还累、还苦，但在部队这个大家庭里心情是愉悦的，生活是温馨的。

    由于连队在村里执行施工任务，管理不便，我们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对比较多。在新兵连时，我就听说部队以后提干必须入军校，也就是从我们这一批兵开始可以考军校了。我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家里，父亲早早就把我的高中课本寄来了。这样在课余时间我就有计划地学习高中课程。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学习，被查房的张以明指导员发现了。他问我：“你是啥文化程度？”我说：“高中毕业。”他听了后说：“好！小梁子，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军校。”听了张指导员的话，我更明确了努力的方向。

    与张指导员那次谈话没过多久，连队通讯员突然通知我，让我作为连队小学班的新任文化教员，到团里参加培训。那时，许多农村兵都没啥文化，甚至有的还不识几个大字。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各连队根据上级指示，都开设了初中班和小学班，为他们补习文化。

    所谓培训班其实就两天的时间。由团政治处宣传股分管文化教育的王干事，把每连新任的文化教员集中起来，传达师里关于科学文化教育的指示精神和团里的具体要求，然后，领取所需课本和教材。就在培训期间，我到宣传股找王干事领教材。这时，室内进来一位穿“四个兜”军装的干部，我赶快站起来敬了个礼。王干事给我介绍说：“这是我们股郭金山干事，分管新闻，在报纸上经常发表文章，大名鼎鼎啊！”听到介绍，我肃然起敬，真是太了不起了，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郭干事人看上去很厚道、很随和，微笑着说：“老王，你又拿我开涮！”然后，王干事又指着我说：“这是六连新任文化教员梁祖国。”说着，我赶忙伸出双手虔诚地与郭干事握了握手。果不其然，回到连队不久，我就连续看到发表在《解放军报》和军区《前卫报》上的反映我们团工作的文章，最后署名是“郭金山”。尤其使我振奋的是，有一篇竟然是写我们连队“副职支持正职工作光荣立功”的消息。从此，我就有了另一个“情结”。

    C、在全师作巡回报告

    在店子村打石头三个月后，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返回了营区。这时我们住进了楼房，一个班集中在一个大房间。回到营区便于管理，一切又走向了正规，内务卫生等各方面都要求严格了。按部队不成文的规定，等到再一批新兵下连后，我们才能晋升为老兵。所以，在新兵没到的这段时间，还是我和另一个新兵于桂河表现的机会。由于两个人同为新兵，所以就有了竞争。于桂河小学毕业没啥文化，但老实肯干。每天天不亮他就早早起床，先是打扫楼下的卫生，等起床号后班里同志起来了，再打扫室内，为此，经常“遭到”班长的表扬。这样就显得我很被动，同为新兵，人家表现那么好，就使我脸上有些挂不住。有很多次，晚上睡觉时我想明天一定赶在他前面，可他总是比我起得早。有一次，晚上睡觉我没脱衣服，4点钟就起来了，这时天还苍苍的，四周还灰蒙蒙一片。我先把楼前楼后卫生打扫一遍，可看看天太早，班里同志还在睡觉，不能打扫室内，就把其他连的卫生区也打扫了。可是因为太早没人看见，所以也没“遭到”任何表扬。这时，我的心态就有些不平衡。在第二天晚上睡觉前，我把笤帚、拖把都藏了起来，等到天快亮了，我看到早起的于桂河在室内转了一圈又一圈都没找到，就用被子盖住头在里面窃喜。

    后来，这事还是被陈班长知道了，对我进行了批评。教育我要端正思想，正确对待表扬和批评，正确对待荣誉，真正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班长的批评教育，使我深受教育和启发。此后，不管表扬不表扬，我都坚持到厨房帮厨，打扫公共厕所，到连部掏灰渣，为排长洗衣服等，并做到持之以恒。这样我不但多次受到表扬，还受到了连嘉奖。

    我们排长叫刘国义，湖南常德人。我开始帮他洗衣服，确实并没有想让他知道。每次我都是偷偷拿出来，洗后晾干叠得板板整整再悄悄放回去。没想到后来他还是知道了，他找我谈话说：“以后再不准帮我洗了。你还年轻，多学点东西，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这方面！”

    刘排长的话语重心长、掷地有声，发人深省、让人深思。连队回到营区后，主要担任团礼堂的建设任务。在这个建设任务中，我作为新兵主要任务是为老兵砌好的墙“勾缝”。相对老兵们来说轻松很多。那时团电影组有个广播站，专门播颂各单位涌现的好人好事，这样我就把连队“加班加点赶进度，热火朝天盖礼堂”等先进事迹，写成稿子送到电影组。有一天中午，我正在搭得很高的架子上“勾缝”，突然听到广播里传来“下面播颂由六连战士梁祖国提供的报道……”后面播的啥，我根本没听进去，激动得我身子一晃差点从很高的架子上掉下去。从此以后，就在我们团的广播里不断听到我的名字。在这期间，我除了写广播稿外，也偷偷给《前卫报》、《解放军报》寄稿子。可一连寄了几十篇都是泥牛入海——没有消息。这样我就经常找团里宣传股负责新闻的郭干事请教。郭干事非常热心，耐心给我讲解辅导，使我进步很大。

    1980年6月，我经连队推荐参加了全军院校招生考试，因我高中毕业的“水分”太大，结果是我早已预料到的——名落孙山。那次我们团共有5名同志被全军各类院校录取，其中山东两人、江苏三人。据我了解他们全是参加过高考的“大学漏子”。身边战友考取的现实，更进一步增强了我考军校的决心。

    人前的风光，源自背后的汗水。看来我的军校之路还任重道远，必须有一个长远规划才行。连队除了施工外，还要进行政治教育等集体活动，自己支配的时间很少。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想个办法才行。怎么才能有时间学习呢？这时我想到了去喂猪。因为在连队当饲养员比较清闲、业余时间多，许多同志因嫌名声不好听而不愿意去。深思熟虑后，我向连队党支部递交了要求当饲养员的申请书。张以明指导员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找我谈话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你这种不怕吃苦的思想也值得表扬，但当饲养员一般都是老同志，干几年后好给他们解决组织（入党）问题。新同志一般不会考虑。”

    此路不通，我该怎么办呢？此时，我突然想到4月份的一个晚上，我拿着一篇稿子到宣传股找郭干事请教。走进办公室，发现一个穿着“两个兜”、比我老的战士趴在桌上写稿子。这时，郭干事给我介绍说：“小梁，这是三营八连的战士张先岭，也是你们山东老乡，比你早入伍两年。因为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所以我们把他调上来当专职报道员。”当时，因为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文化课上，对郭干事的话也没多想。

    此时，郭干事的话使我幡然醒悟。我心想，今后努力写新闻报道，等报纸上发表了，不就能脱离连队，调到机关当专职报道员了嘛，那不就有时间学习了吗？拿定主意后，我先放下了文化学习，抓住主要矛盾——那就是刻苦钻研新闻写作，争取早日见报。

    1980年12月10日，是我难忘的日子。在这一天，济南军区《前卫报》三版刊登了我写得一篇不足500字的“处女作”，没想到此后它竟改变了我的一生。

    现摘录如下：

    某团三十名干炊事工作的老战士总结经验留给连队

    某部队某团30名超期服役的炊事员，在即将离开部队的前夕，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写出了40篇炊事工作经验，留给连队。

    四连炊事班长李久生，当了六年炊事员。在这期间，他虚心向老炊事员请教，并先后阅读了《烹调技术》《中国名菜谱》《营养学》等十几本有关书籍，还利用探家机会到湖南省的4个著名饭店取经，对烹调技术比较熟练。李久生看到自己快要离开部队了，就抓紧时间总结了6年来的炊事工作经验，并翻阅了40多项技术资料，不顾疲劳，认真编写《野炊》《粗粮细做》《烹调》等技术资料和经验体会。六连炊事班长陈成伦对改灶节煤有一些办法。最近他利用业余时间，总结出节煤的经验，传授给同志们。

    （原载《前卫报》1980年12月10日三版）

    我写的稿子见报了，这在连队成了新闻。从连领导到排长、班长都给予了表扬，老乡们也都跑来为我祝贺。我更是激动万分、夜不能寐。那天夜里，我拿着手电在被窝里把第一次变成铅字的文章看了又看，并总结了过去几十篇稿子石沉大海的原因。

    稿子见报后，多数人给予了称赞，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嫉妒和非议。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红眼病”。有的说，“还不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再上一篇看看？”还有的说，“这是不务正业，是名利思想在作怪。”出乎他们预料的是，十多天后的12月28日《前卫报》二版，又以“某新兵连建立新兵特长爱好登记卡片”为题，再次刊登了我写的文章。这下在全团引起轰动，一个新兵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连续在报纸上刊登两篇文章，这在全团过去是从没有过的。

    稿子的见报，赶走了心中落榜的阴霾。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又透出了一丝希望的曙光。正在这时，我没想到父亲来部队看我了。亲人相见格外激动，我和父亲在连队临时来队的客房里彻夜长谈。原来这次父亲来是有目的：就是原来跟我提过的那个女孩的家人又催了，问到底怎么办？你考学又没考上，是否回心转意了？不然人家可不再等了。听了父亲的话，我心里就有些生气。我从来没答应过什么，更没让人家等我。我把我的想法给父亲说了，同时再次表明我现在坚决不找对象的决心。

    如果说过去我对城里的姑娘，没有什么具体印象的话，但我现在确确实实有了。看看团机关的参谋、干事和助理员，还有我们连的排长们，他们个个找得都是城市的姑娘。她们修长的身材，如花似玉的容貌，讲究美艳的穿着，举手投足间的风韵，都让一个个青春勃发的男子如痴如醉、遐想无限。我们部队虽然驻守在山沟里，但为什么能吸引这些来自沈阳、石家庄、长沙、大连、青岛等城市美若天仙的女子，纷至沓来？就因为他们是军官。“家有梧桐树，凤凰自然来”。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军队的政治地位很高，这些漂亮的女子常常因自己找了个军官做对象而倍感自豪和骄傲。那时，我的想法就是不管千难万难，一定争取提干，也像这些年轻的军官一样，找一个城市姑娘做媳妇，决不能让我的悲剧在我的下一代重演。

    父亲未能说服我，心里自然有些不高兴，但听了连队领导和刘排长对我的介绍，还是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父亲回去不久，我们师隆重召开了1980年新闻报道工作总结表彰会。在那次会上，我以“新战士怎么迈好新闻报道第一步”为题作了典型发言。会后，根据师政治部领导的意见，我在全师所属的炮团及其他三个步兵团等单位做了巡回报告。

    巡回报告一结束，我就顺其自然地被借调到团政治处当了专职报道员，实现了我原来的设想。

    到了机关后，别看“两个兜”，但除了工资待遇以外，其他与机关干部一样。工作有专门的办公室，吃饭是机关食堂。并且，机关干部吃饭还花钱买饭票，我因为有伙食费就不用花钱了。因为我是战士，所以领导对我的要求也不像机关干部那样严格，工作时间基本上是自己支配。但政治待遇还是享受了，每当到哪个单位采访，人家都高接远迎，热情地介绍“这是团政治处的某某”。每当这时，我就想啥时真正成了政治处的人就好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若干年后的1994年6月，我调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政治机关总政治部。

    为了“踢好头三脚”，能在政治处长期干下去，实现我的“既定方针”，我拿出了在连队施工的劲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拼命采访、写作。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写的稿子不断见诸报端，有时甚至一个版面就有我的三篇稿子。

    在忙忙碌碌中，又到了6月份考军校的日子。上天好像有意眷顾我，那年的军队院校招生又有了有利于我的新规定：第一年入伍的不能参加招生考试，以后军校招生都从第二年的优秀战士中选拔。当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是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今年的军校招生考试我少了很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担忧的是许多今年入伍的新战士就是抱着考军校来的，新的规定对他们肯定是个沉重的打击。这在全军肯定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一名新闻报道员，我捕捉到这个信息后，就连夜采访了许多今年想报考军校的新战士，有针对性地写了一篇稿子发往报社，很快在6月7日军区《前卫报》一版重要位置刊登了。这篇报道，对全军区暂时不能报考军校的新战士起到了安抚军心、稳定情绪、鼓舞士气的作用。

    现摘录如下：

    报考条件不够工作干劲不减

    某团320名新战士思想稳定工作积极

    军队院校招收部队学员的新规定下达后。某部队某团不符合报考条件的新战士，识大体、颇大局，思想稳定，工作积极，努力为连队建设作贡献。

    这个团共有320名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新战士。他们听说去年入伍的新战士，有四名第一年就考取了军队院校，所以，考学的心情非常迫切，不少新战士让家里寄来了高考复习大纲、数理化自学丛书，认真复习，准备报考军队院校。可是，今年军队院校招收部队学员有了新规定：服役满一年以上的优秀正副班长和战士才有条件报考。这一来，许多新战士不能报考了。但他们能正确对待，仍然勤奋工作，斗志不减。一炮连新战士刘坤，入伍前参加地方高考只差六分落榜，现在他已复习完了高中的全部数理化课程。他说：“当兵首先是尽义务，入学是第二位的，这项规定我坚决赞成。”训练中，他发扬“两不怕”的革命精神，苦练苦钻炮兵专业，两次炮兵理论考核都得了满分。他还热情鼓励排里两名符合条件的战士报考，把自己的书全部给他们看，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辅导。五连新战士谭诚胜在学校是有名的数理化尖子，高考期间因病未能参加考试。当今年军队院校招收部队学员的新规定下达后，他各项工作仍扎扎实实，刻苦认真。最近，连队进行射击（第一练习）、投弹、政治、文化四项考核，他都取得了优秀成绩，受到干部战士的称赞。

    （原载济南军区《前卫报）1981年6月7日一版）

    由于我在新闻报道中的出色表现，虽然我的预考成绩很不理想，但负责招生考试的团政治处干部股，还是破例让我参加了全军统考，结果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第二次落榜对我打击很大，确实有些灰心丧气了。但想想当兵时的誓言，想想在家庭中作为大哥的责任，我深深感到“自古华山一条路”，那就是拼搏进取，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还得继续努力。努力了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就永远接受失败。

第五章 放飞梦想

    A、“18岁的哥哥惦记着小英莲”

    1981年7月，我跟随野外训练的部队来到了安丘县岐山镇。这里山清水秀，景色秀丽。那高高的山头，崎岖蜿蜒的山路，浓郁的森林，非常适合部队进行野外训练。

    由团“司政后”组成的“前指”就住在一个叫桃村的小村庄。村子依山傍水，景色宜人。那满山遍野的柿子树、核桃树、苹果树，五颜六色的果实挂满枝头，那苍翠欲滴的柏树一眼望不到边，如一道天然的屏障。我由于是跟踪报道训练情况的唯一战士，跟“前指”住在一起，除了宣传报道任务外，还兼职公务员，负责室内室外卫生，为机关干部打洗脸水等。

    每天早晨我都早早起来，沿着崎岖蜿蜒的山路跑到山顶，在绿树环抱的秀丽景色中，锻炼一会儿身体，再跑回来。这时机关干部开始起床了，我为他们打上洗脸水，然后开始打扫室内外卫生。

    我们住的房子是刚建好的新房，四周的院墙是用砖块垒起来的一米多高的小墙头，站在院里墙外的一切都尽收眼底。有一天，我正在扫院子，突然门口的马路上一个挑水的姑娘吸引了我。她身材修长，脸庞清秀，皮肤白皙，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达到腰际。特别是她看人时，那甜甜的微笑和深深的酒窝，令人目不暇接，怦然心动。她让我一下想到了电影《柳堡的故事》中的“二妹子”。其实，在我看来她比“二妹子”还要美。

    她看上去很纤细，但挑着满满两桶水却显得很轻松。随着她挑着水那有节奏的步伐，两条辫子在身后不停地摆动，像一道美丽的风景吸引着我的眼球。不知是不是第六感觉，当我正为她拐弯后就看不到她了而遗憾时，她在那停住换了个肩，用手缕缕前面的刘海儿，往后微笑着看了一下。我赶忙低下头去，脸一下红了。虽然，看美女是一种审美诉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让我没想到的是在那个夜晚我失眠了。处在十八九岁的青春年华，是一个充满幻想和浪漫的年纪。就在那个晚上，我第一次认真地考虑起“个人问题”来了。心想，我现在当兵就快两年了，明年再考不上学，年底服役期就满了，到时让我退伍怎么办？也许会给很多人带来“笑料”当初人家女方愿意，可他还不要，怎么样？“打光棍”了吧？这时我又联想到我二姑的孩子、我的表哥杨占奎。他是1969年入伍的兵，好像是在成都空军地勤。因家庭经济困难，对象问题很难解决，最后，他在当兵的四川带回来一位既漂亮又能干的媳妇。像他这种情况，在我所在的部队也不少。如果考不上军校，我就在驻地找一个对象，把她带回老家或者在当地落户，这个想法曾不止一次地在我头脑中闪现。“二妹子”的出现，使我的这种想法更加强烈了。以后的发展还是个未知数，这里比老家富裕，风景如画，环境宜人，找一个“二妹子”在这里生活不是很好吗？此后，我对“二妹子”更加关注了。

    她每天都从这担水而过，而且，每次在转弯时都扭头莞尔一笑，然后消失在巷子深处。

    当时，每天早晨看她担水成了我在农村最大的精神享受。

    B、两位女军官带给我的启示

    一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我竟主动放弃了这种精神享受。那天，我正在室内写稿子，突然听到村里的孩子们喊：“女解放军叔叔！女解放军叔叔！”我好奇地出门一看惊呆了：在团领导的陪同下，两名女军官正有说有笑，向“前指”走来。这两名女军官身材修长，皮肤白净，两张瓜子脸在红领章的映衬下，更显得妩媚动人。这是我有生以来除在电影上外，第一次见到真正穿军装的女人。按上级规定只有在师以上单位才编制有女兵，团以下单位没有这种殊荣。所以，女兵在部队成了“稀有动物”，见一个都不容易，更别说看见两个漂亮的女军官了。

    晚上，在给她们的接风宴会上，听机关干部们私下里说，这是师里配属给我们的医疗队，军医叫刘延秋，护士叫邝红。一个是我们军刘链政委的女儿；另一个是湖南省某位领导的千金。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酒喝得有些多的王干事神秘地说：“你们说的都是面上的事，她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不知道了吧？”说到这里故意“卖关子”的王干事不说了，更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没办法大家就都给他敬酒，等他喝得差不多了才说：“她们是来选美的。”大家疑惑地问道：“选美？女的也选美？”看大家不解，王干事又说：“这两个美人儿，是来选对象的。在师机关选遍了，没一个看上眼的。其实她们是从某团来。没想到某团的小伙子们，也没有这个福分，那就看看咱们团谁有这个艳福了！”

    那天晚上，我没喝多少酒，可怎么也睡不着。女兵、女军官、对象、媳妇。这些字眼，不断地在我脑中闪现。可我是一个兵，我没有这个条件。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我找了一位漂亮的女军官，并肩走在林荫路上，两人的红五星、红领章，在绿油油的树层中，更显得耀眼夺目，吸引了很多的人的眼球，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我正在得意，不知怎么，她却突然生气地跑了，我拼命去追却怎么也追不上……此后，争取早日提干，找一个女军人做媳妇成了我的梦想。天亮后，我以不舒服为名没有起床，准确地说是不想再看那位挑水的“二妹子”。当时，我想了很多很多：她长得再漂亮也是在农村，这里环境再美也是山沟沟。自己地位不改变，找谁也不能给人家带来幸福，今后我的子孙后代就逃不出我过去的命运。我暗下决心，不能放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还记得著名女作家丁玲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不再怨天尤人，不再彷徨、徘徊，而是选准目标，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也许，我会有100次的失败，但是我仍然会有101次的追求，而追求本身，就是生活给予我最好的报酬。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一人在家看书，村里的支书来串门了。他看看没有别人，就和我聊天说：“老家在哪？家里几口人？想不想在这找个对象？”等等。我说，我准备考军校，现在还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支书听了后说：“好，年轻人就该有所追求！”

    那个年代，在农村姑娘心中，一身戎装的军人还是很抢手的。后来，我听村里人说，原来村支书就是“二妹子”的哥哥。后来还听人说，以前别人给“二妹子”介绍了一个对象，对方家里很有钱，可她就是不同意。不知怎么现在又同意了，女孩的心真是搞不懂啊！

    有人说，处在青春萌动期的青年男女心是相通的。难道在那回眸的一刹那，她真能看懂我的心思？

    8月底，部队野外训练结束，再过几天就要回营区了。有一天，我有意在那个时间段起来锻炼身体，想再看看挑水的“二妹子”，可是再也没有看到……

    这时，远处传来优美动听的歌曲“九九那个艳阳天哎嗨哟，十八岁的哥哥惦记着小英莲……”

    C、从山沟调到了城市

    部队回到营区后，我和郭干事集中写了一批稿子，政治处领导让我到济南军区《前卫报》送稿子。并且，郭干事对我说：“你当兵也两年了，这次到济南离你家很近，回去待几天吧！”听了这话，我当时非常激动。从没出过远门的我，真是有些想家了。但到济南办完事后，我躺在市中区的招待所里，思想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如果回去，还没于出点成绩，也就是说还没提干，别人给介绍对象怎么办？如果坚持不要，今后提不了干怎么办？一连串的问题，搞得我头昏脑胀。最后，我忍着强烈的思乡之情，在济南市区逛了逛，夜里买车票提前返回了部队。

    由于我借调到团政治处任报道员一年来，《解放军报》发表了4篇文章，军区《前卫报》发表30多篇，开历史之先河，单位准备年底给我立功。

    立功的事还没兑现，一纸命令说让我到潍坊市军教导大队报到。我当时有些懵了，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军令如山。我打点好行李，告别了战友，从山沟终于来到了城市——潍坊。

    潍坊，古称潍县，是一座有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据出土文物证实，早在7000多年前，就有人在这里生活定居。夏商时代，境内有斟灌、寒、三寿等封国。周初，武王封太公望于齐，都营丘（今潍坊昌乐境内）。春秋时期，现市辖区分属齐、鲁、杞、莒等国。战国时，大部属齐，诸城等地属鲁。秦代，东部属胶东郡，高密置县，西部属临淄郡，东南部属琅琊郡。汉代，市境为青、徐二州刺史部所辖，分属北海、琅琊、齐三郡和淄川、高密、胶东三国。三国时，地属魏。南北朝时，南朝地为刘宋，北朝地属元魏。隋代市境属北海、高密郡。唐代属河南道，青、密二州。元属中书省山东东西道宣慰司，置益都路。明朝市境置青州、莱州二府，属山东承宣布政使司。清朝为青州、莱州二府所辖，属山东省。

    今天，提起潍坊，人们最先浮现在脑海里的一幅画面是：蓝天白云之下，各种各样争奇斗艳的风筝在迎风飞舞……

    以“手工业之乡”而闻名的潍坊，出产泥塑、首饰、刺绣、杨家埠木版年画和风筝，其中，风筝更是享誉世界，被称为“国际风筝之都”，据记载，潍坊风筝自宋代开始流行民间，明代更加普及。到清乾嘉年间盛行乡里。曾在潍县任七年县令的郑板桥，在他《怀潍县》一诗中就形象地描绘了清明时节潍坊一带放飞风筝的情景：“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飞彩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

    潍坊每年四月都会举办国际风筝节，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起做风筝、放风筝、赏风筝，其乐融融。

    除了风筝，潍坊的另一著名品牌就是被称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了。他一生志趣，大都融会于诗文书幽之中。现实容不下像他这么个性张扬、才华出众的正直之士，他就只能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寄托诗画，通过86小说的创作题材，反映民间疾苦，发泄内心的积愤和苦闷，而绝不去趋炎附势，粉饰太平。比如《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中的诗句：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史，一枝一叶总关情。”

    而关于郑板桥在潍坊留下最著名的，还是他的“难得糊涂”匾额。据说，这四个字的来历是这样的：

    有一天，郑板桥忙里偷闲，专程来到莱州的云峰山，观看慕名已久的郑文公碑石刻。由于看得出神，不知不觉耽误了下山的时间，于是，只能在山中一处茅草屋里借住一宿。

    主人是一位儒雅老者，自命“糊涂老人”，与郑板桥言谈甚欢。当得知郑板桥是潍县的县令，便请他看自己所珍藏的一尊方桌大小的砚台，并请郑板桥题字，以便刻于其上。郑板桥有感其名号，因此写了四个大字：难得糊涂。然后，他又落款盖章，用了“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方印。

    完毕之后，请老人写跋。老人思忖片刻，写下一段文字：“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写罢，也拿出一方印钤盖于落款处，印上的字是“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

    郑板桥看后大惊，方知眼前的老人来历不凡，当下便步老人之神韵，又补写了一段文字：“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福报也。”老人看后仰天大笑道：“真乃高士也。”郑板桥亦谦虚地称道：“得遇老人家，实实三生有幸！”

    从此，郑板桥和他题写的匾额“难得糊涂”以及他的“糊涂论”便成为趣闻，传遍了大江南北。

    另据好事者说，郑板桥还有一副匾额，叫做“吃亏是福”，只因无法考证，所以渐渐被人遗忘了。

    这就是潍坊，一座在当时我心目中非常了不起的城市。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来到了这里，与她“结缘”。

    后来才知道，军教导大队缺一名搞新闻的报道员，就让当时军宣传处负责新闻的张宝明干事（现任某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少将）物色个人，我与张干事素不相识，只是他从报纸上经常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推荐来了。

    军教导大队设在潍坊市往东两公里的梨园，与军男、女篮球队、通信营一个大院，同属军直属单位。我报到后，大队陈大队长、高政委和政治处姜主任分别跟我谈了话，把我编制在政治处专门负责新闻宣传工作。

    来到新的单位，面对新的环境和陌生的人，我却常常怀念在山沟里那两年的艰苦岁月。那里是我梦开始的地方，那里有我曾经的辉煌，但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成为历史。在新的单位，还要重打锣鼓另开戏，也就是一切又要从零开始。

    军教导大队比团里条件好多了，尤其是在团里不可能的事，在这里成了稀松平常。比如，在这里能经常见到在团里很少见到的军机关的领导；在这里能听到整个军的奇闻异事；还有常在你眼前晃动的五大三粗的男、女篮运动员，以及小鸟依人式的女通信兵。电话也是直通军总机，想要哪就要哪，方便得很。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名字“邓丽君”。她的《甜蜜蜜》《何日君再来》《阿里山的姑娘》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让人如痴如醉，久久难以忘怀。

    军教导大队虽然是团的架子，但编制人员很少，主要任务是举办各类培训班。与正规团比起来，报道线索很少，再说对部队的指导意义也很有限。尽管领导很支持，但我写的稿子一直发表不出来。

    在人生的路上，我又走到了低潮。稿子见不了报，领导嘴上不说，其实心里还是不太高兴。因为我是专职报道员，这是我的工作呀！有些稿子，我感到是能发表的，可不知道为啥就是见不了报。

    正在我焦虑不安的时候，父亲到潍坊来看我了。我是到潍坊后的第一时间给家里发出的信，一是让家里及时知道我的行踪；二是想让父母为我的一点点进步感到安慰。父亲似乎对我的调动感到很高兴，把在家里卖糕点、炸油条赚的钱，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子表。家里挣点钱不容易，这块表一下就花120多元，使我感到非常不安。为了不让家里为我担心，我没有把工作上的困扰告诉父亲，而是请假陪着他在潍坊市的各个景点逛了逛。在父亲问到我今后的打算及找对象的问题时，我说：“因我来新单位还没干出点成绩，提考军校的事有些不妥。就是让考，因我是自学的高中课程，非常不扎实，也不一定考上。我想先把工作干好，年底服役期就满了，这样首先解决不能退伍，明年还有最后一次考军校的机会。”父亲听了我眼前的打算和长远的规划还比较满意，就对我说：“人家那个女孩前段时间结婚了，你也不要有顾虑了。”我说：“好！只要年底我不退伍，明年我就有探亲假了，等探家时再说吧！”

    父亲带着我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高兴地回去了，可我这个视工作如生命的人，又陷入困惑和迷茫之中。不上稿的谜团终于揭开了。原来，我们连跟我同年入伍的有几个高中毕业的战士，看到我借调到政治处专职搞报道轻松自在，他们仍然没日没夜地施工，非常不服气。我在团里时只是说说风凉话，毕竟低头不见抬头见，可我已调走，“人走茶凉”，就不断给报社写信告我写假报道。报社通过调查了解，认为有几篇稿子确实与事实有些出入，就给了我停稿半年的处分。因处罚通知发给了原单位，原单位的同志怕我有思想包袱，就没有告诉我，致使我一直蒙在鼓里。

    得知这一消息，我一下觉得天昏地暗。这对于我来说不亚于灭顶之灾。搞新闻的没有报纸给你发稿子，就像演员没有了舞台。作为一个刚当兵两年多的战士来说，工作就是事业，工作就是前途，工作就是出路，没有了工作成绩等待你的就只有退伍回家。退伍回家意味着什么？这我非常清楚。几天几夜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可又没法向人倾诉，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怎么办？怎么办？那时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不管怎样生活还得继续。当我冷静下来，仔细回味朋友告诉我时的话，突然“半年”两字映入脑海。停稿半年，也就是半年后我的稿子就可以发表了。想到这里，我又打电话找告诉我的那位朋友，让他帮我核实开始停发我稿件的日期。朋友告诉我后，我一算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警报就解除了”。这时，我对未来又有了希望。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要离开这个单位。去哪？因我在军教导大队对下面各师分布很清楚，这时我又想到了曾经帮助过我的梁尚泉老爷爷。那时他已去青岛工作了。对，我也去青岛，那儿郊区正好有我们军的一个团。这样我先给那个团的报道员张子健打了个电话。那时我们并不认识，但彼此因常在报纸上发表稿子，名字都很熟悉。张子健非常热情地听了我的想法后，就向当时的宣传股股长金有峰作了汇报，没想到金股长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张子健又告诉我说：“我们部队现在徐州施工，你来要先到徐州。”这边说好后，我又找到当时军里分管新闻的刘勇凤干事，谈了我在教导大队搞新闻不太合适的想法。得到他的认可后，我请他找军里军务处办理调动事宜。这两边都说好后，我郑重地向政治处姜主任说了此事，姜主任又向高政委作了汇报。因我在这里一篇稿子也没有发表，他们就很干脆地同意放行。

    拿到调令后，我就收拾好行李趁着夜色悄悄乘车南下了。没有告别，没有欢送，甚至有几个很要好的战友我也没打招呼，就“逃离”了这个让我压抑得快要窒息的单位。当我走出这个大院，立刻感到轻松了许多，过去人们的怀疑、冷嘲，将离我远去。

    列车在夜色中奔驰，我就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在蓝天上飞翔。旅客们都已进入梦乡，我却毫无睡意。思绪像脱缰的野马，过去的经历在脑海中不断闪现，使我深深懂得了世态的炎凉、人生的坎坷。但我思考最多的还是面对未来新的压力。如果说上一次调动算组织行为，那这一次就是个人意愿了。我是一个快满服役期的战士，一旦干不好，后果将不堪设想。今后我不管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一定先把工作干好，也就是年底决不能退伍，不然，一切理想前途都将付之东流。

    D、“草船借箭”

    到徐州后，报道员张子健把我接到了云龙湖畔的郊区农房，简单地安排好住宿后，他领我走上了高高的云龙湖大坝。面对一望无际、碧波荡漾的湖水，令我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心情了。我们边走边聊，我向他倾诉了过去的坎坷，并表示了今后的决心。

    新的工作也就从此开始了。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我相信：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

    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我想借助一下别人的力量。这时我想到了一个我认识的人——《解放军报》驻某军区记者站的著名记者饶洪桥（现军报副总编，少将）。

    由于部队在徐州执行施工任务，住得非常分散。为了尽快进入“角色”，我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跑，还经常吃住在连队，掌握了大量的报道线索。在这同时，我经常与饶记者保持联系、汇报线索。不久，应我的邀请饶记者来到了徐州，就我提供的报道线索进行深入采访。饶记者不愧是名记者（他写的《优秀义务兵的母亲赵趁妮》曾在全国引起轰动），很快，我们共同署名的文章就在《解放军报》、军区《前卫报》连续发表，有的还加了编后，为我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为我在团领导和机关干部面前赢得了面子和荣光。

    稿子连续发表后，我接到了军教导大队战友的电话，他说，大队领导都看到了报纸，其中政治处姜主任说，不是小梁写稿不行，而是咱们这里值得报道的东西太少。你看，他刚走一个多月，就发表了这么多稿子。听了战友的话，我心里酸酸的，只是苦笑了一下说，谢谢理解，我也有自身的问题。

    在徐州工作几个月后，部队完成了施工任务，回到了青岛郊区城阳的营房。由于我工作成绩突出，年底服役期满后顺利留队超期服役。这个目标实现后，我就按原先的计划又开始复习文化课，因为明年是我最后一次考军校的机会了。我给自己规定白天工作，晚上和星期天复习功课，每天晚上不过12点不能睡觉。在我宿舍里的墙上到处都贴满了数学公式、物理定理、化学周期表等，每天早晨起来先背一遍；每天晚上回来再背一遍，加深印象。

    在忙忙碌碌中，迎来了1983年的春节。已在青岛工作的梁尚泉老爷爷，听说我调到驻青岛城阳镇的部队后，就热情邀请我到他那里过年。当兵3年多了，确实非常想家，部队又不让回去，于是，我就请假到了青岛，与多年不见的老爷爷一家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在那个春节期间，我和老爷爷谈了很多很多。他不断地鼓励我要经得起挫折和失败，“不经一番风霜苦，哪来梅花放清香”。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你要能提了干，在青岛找个媳妇就好了。青岛姑娘多漂亮啊！我当时心想，好是好，只是想想罢了，那只是个遥远梦的啊！

    E、无情的“情人”

    1983年的阳春三月，乍暖还寒的一天，宣传股金股长找我谈话，让我探家。他说，你年龄也不小了，回家找个媳妇吧！按部队的规定，超期服役后让老战士回家探亲，主要是趁穿着军装找个媳妇，完成了这一“使命”后，再到年底基本上都要退伍了。我把想考军校的想法告诉了他，并想等考完以后再说。他听后说，考上考不上还是个未知数，还是先探亲吧！不然等到考完试，那时工作任务重了，探不成家怎么办？我心想，领导说得也对，我也确实想家了，趁现在不忙就探家吧。

    超期服役的老兵们，都把这次探家看得神圣和庄严，因为也许下次再回家就脱下军装成了老百姓了。我也不例外，准备了大前门香烟、景芝佳酿、糖果、茶叶等，最后我还背了10斤大米，整整两大提包（致使右肩软组织损伤，到现在还经常酸痛）。然后，先乘火车后乘汽车，经过20多个小时的“急行军”来到朝思暮想的村庄口。当我提着包走下公共汽车，看到眼前曾熟悉的一切，激动的心快要蹦出来了。我这次探家没有提前告诉家中，目的是“突然袭击”好给全家一个惊喜。正在街上的三叔看到我后，推着自行车赶快迎上来，帮我提上东西送我到家。走进家门，看到吃惊的父母我的眼泪一下流出来了。我仔细端详着父母，他们确实老了，过去年轻的脸庞写满了沧桑，腰板也没有过去挺拔了。母亲说，你走后村里就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除了种地外，我和你爹做蛋糕、炸油条，做些小买卖。你看，这房子是新翻盖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当我看到全家吃的玉米饼子、地瓜和萝卜咸菜，心里酸酸的，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后来，我还听说，母亲为了给庄稼打农药曾中毒昏倒在田里，幸亏及时被送到医院才抢救过来。

    夜里，送走来看我的院中乡亲们，一个现实的问题又摆在了我和父母面前。那就是找对象的问题。我说的三年到了，可还是穿着“两个兜”回来了，我感到非常愧疚、对不起父母。早年的“雄心壮志”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早已没有了底气和尊严。父亲说，你弟弟也大了，你有合适的就先订下来吧！我只有点头应允。父母看我没有再坚持反对，就到处张罗给我找对象了。

    半个月的假期过去了十多天，尽管父母到处托人，结果我连一个女孩的影子也没见着。父母焦急万分。情况搞成这样，究其原因：一是我回来得太突然，父母及亲友都没有准备；二是在部队时曾有许多人给我介绍对象，有的家庭和长相都很不错，统统都被我拒绝了，人家心里不舒服，认为我自视清高，当了两天兵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尤其是看到我并没有提干，说不定年底就退伍了，有些人就有点幸灾乐祸。

    在伦镇小孙庄父亲有一位战友，而且多年来两家来往很密切。我在二中上学时离那很近，也经常去。别的亲戚走完了，父亲就带我去看小孙庄的大娘。当大娘听说我的对象还没有着落，就说，她们村有一个姑娘高中毕业，是位民办老师，身高1.67米，长得很不错，问我要不要见一见。当我想到父母为我的事愁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就答应了。

    相亲是很尴尬的一件事。彼此很陌生的一对青年男女，突然来到一个单独的空间，说些言不由衷的话，聊些似是而非的事。再加上平生以来这是我一次相亲，显得激动忐忑，表现肯定一般。因为过几天我就要归队，女方还是很给面子，没有完全回绝，答应通通信再说。

    因为有了这个插曲，父母心里总算有了一些安慰。假期满后，我就告别了家乡和亲人，恋恋不舍地再一次踏上了返回军营的归途。

    一声笛鸣，汽车驶离了村庄。我回头望去，透过车尾的扬尘，看见围观的人都已经散去，唯有父母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向远去的汽车遥望着。

    到了部队后，我首先礼节性地给那位女朋友写了一封信，很快她也给我回了信。这样我们总共通了三四封信，每封信一张纸，都是礼节性的语言，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生硬的“情书”了。

    从家里回来后，我的情绪一直不高。宣传股金股长发现后，就找我谈心，我就把家里的现实情况向他汇报了一遍。他听后心里也很沉重，就说，你不是今年还能考军校吗？从现在起你就抓紧复习，工作的事，等你考完院校再说。听了他的话，我激动万分真想跪在地上给他磕几个响头。要知道这在正规连队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却啥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经过几个月的苦战，总算有了收获。这次在全团军校招生预考中，我这个只上过三个月高中的初中毕业生，完全凭着自学在200多名考生中名列前茅。当我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后，很快收到她的回信，并且语言也比过去生动感人多了，并预祝我金榜题名。预考顺利过关后，全师集中组织在师教导队进行复习，迎接全军统考。

    正在这时，却突然祸从天降。还差几天就要全军统考了，按常规在考前所有考生要全面检查身体。就在这次体检中，我被查出黄疸指数单项高。医生说，怀疑是肝炎，就强行把我送到某县陆军某医院传染科，进一步住院检查。等我全面检查完确诊没问题后，全军统考结束了。

    这沉重的打击来得太突然了、太猛烈了，使我猝不及防。我终于支持不住病倒了，几天不吃不喝，只靠输液维持生命。在病床上，我给家人和写了两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悲观厌世情绪，并说“人生有命，富贵在天啊！面对苍天大地，人显得太渺小了；认命吧！命中有自然有，命中没有莫强求。”等等。

    家里接到我的信后，父母非常着急，连续给我来了三封信，对我进行鼓励和安慰；可“她”从此以后，再也杳无音信了。孔子曰“人之初，性本善”。可她竟是铁石心肠。假如就是一个与你毫不相干的人，在他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你该无动于衷坐视不管吗？哪怕是一句安慰的话……

    两年后。也就是1985年4月的一天，我回家探亲，在去看望小孙庄大娘时，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在给我介绍前，别人已将“她”介绍给了邻村接班的一位正式小学老师。因此人身材矮小，“她”正左右徘徊时，又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她”本希望我能考上军校，将来能随军脱离农村。哪成想那次我却因体检问题被剥夺了考试的权利。当我向“她”告知我的情况后，“她”感到希望破灭了，心中的天平就向那位正式的小学老师倾斜了。在当时一位农村姑娘，能找一个国家正式工作人员，是多么求之不得的事。为此，人家当机立断很快与那位老师喜结良缘了。

    在大娘家吃完午饭，我信步来到村里的学校。刚进校门，我看到一对可爱的孪生小姊妹正在嬉戏。室内的男、女主人看到突然来了位解放军，很是奇怪，就招呼孩子说，快叫解放军叔叔。当“她”认出是我，尤其是看到我穿着“四个兜”的军装时，尴尬的微笑比哭还难看。在这时，知趣的男主人借故走开了，“她”把我让进屋。“她”开始认定我过去说没参加考试是骗了“她”。这时，我就把后来是如何提干的做了一番解释，“她”听后释然了。此时，我将心比心，对“她”已没有了怨恨，更多的是理解和宽容。但从“她”的脸上，我分明读到“自责”和“后悔”。

    言归正传。在我情绪低落，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候，政治处领导给予了我很多关心和鼓励。同时告诉我，部队兵役制度有所改革，今后有“志愿兵”了。也就是服役满5年后，优秀的战士可以转为“志愿兵”继续留队，干满15年后，一律按转业到地方分配工作。这对于我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志愿兵”虽然不是干部，但是干部待遇拿工资，尤其是今后能到地方安排工作。这对于我一个农村孩子来说，仍然是很有吸引力的。

    F、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1983年12月6日，在军里新闻报道工作总结表彰会上，由于我一年来工作成绩突出受到了表彰。在开会间隙，某师炮兵团宣传股长李宝玉慕名找到我，告诉我说，他们团驻守在我家乡的邻县平原县，由于刚成立不久，缺少报道员，你要是愿意到我们团去我们保证给你转“志愿兵”。这对我无疑是个极大的诱惑。

    回到团里不久，宣传股党支部批准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的入党仪式上，团政委刘荣亲自参加并给我提意见说，梁祖国同志工作积极，学习刻苦，成绩突出，但就是爱留长头发，希望以后注意改正。然后，许多同志也都发表了意见，但都是表扬的多，批评的少，使我听了心里感觉热乎乎的。

    和风送暖，草木萌动，三月的青岛春意渐浓。

    1984年3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了炮团宣传股李股长的电话，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希望这两天给他答复，不然他要考虑别人了。

    当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了。是走还是留？我左右权衡着利弊。这里紧靠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有错落有致的欧式建筑，有闻名遐远的崂山，有通往大海深处的栈桥，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身材修长、皮肤白皙的漂亮姑娘……

    在青岛驻军很多，相比较而言，海军比陆军吃香。当时，在青岛姑娘中流传的顺口溜是“宁让海军抱一抱，不让陆军靠一靠”。所以说，我就是提了干找对象也没有海军有优势，更别说“志愿兵”了。我的老家在比较偏僻的鲁西北，虽然伴随着改革开放，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青岛比起来，差距还是比较大。但再穷再落后，可那里是我的老家，是我的根啊！这里环境再美丽，姑娘再漂亮，但都不属于我，对我来讲也就毫无意义。最后，我终于拿定了主意：走！回老家去。那里离家乡近，父母年龄也越来越大，有啥事说不定还能帮上忙呢。

    出乎我预料的是没过几天团里就接到了军里的调令。原来，李股长曾在军宣传处工作，与军务处的同志们很熟，早就打好了招呼，只等我下决心了。这下，宣传股金股长感到很突然，就找我谈话，问我知不知道此事，我只好实话实说。他的意思是不想让我走，并说，他已给政治处王主任打好招呼，年底一定给我转“志愿兵”。

    没有办法，军令如山。宣传股王青云和黄浩明两位干事，也都舍不得我走，他们自己出钱请我吃了一顿，又在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还送了我一件毛巾被。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那件毛巾被边上都已经破了，可我一直还盖在身上舍不得丢。就这样“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

    调到炮团不久，军里来通知说，总政干部部给了济南军区40个名额，要从优秀的报道员中通过考试选拔入校深造，毕业后提拔为干部。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团里有关部门经过考察了解，认为我完全符合条件。我心想，这是上天给的最后一个机会了。于是，我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拼命地复习迎接考试。没想到的是，就在快考试的前几天，军里干部处突然通知说，经审查梁祖国档案上改过年龄，取消他的考试资格。这又是一个晴天霹雳，我的脑袋一下快炸裂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军教导大队调走时，家是东北的政治处刘干事与我关系不错，并且知道我准备今后报考军校。他在帮我整理档案时说，你今年没能参加考试很遗憾。他为了让我再考时不至于超年龄，就主动将档案里政审表上的“1961年”改成了“1962年”。

    真没想到这小小的一笔，竟给我埋下了祸根。在我们农村一般是记农历，城里人记阳历。我的档案里记载的是1961年12月某日出生，其实也就是阳历的1962年1月某日。在这危急时刻，我仔细阅读了上次军里通知中规定的考试条件：要求1961年1月以后出生。也就是说，我不改年龄也完全符合条件。再说，年龄是几年前别人帮我改的，并不是针对这次考试才改的。

    有了这些比较充分的理由，李宝玉股长代表组织据理力争。他向军里汇报说，小梁的年龄不改就符合条件，根本没有改的必要。再说，档案是组织保管的，要是改了也是组织的责任。经过反复协商，终于在考试前一天军里同意我参加考试了。

    好事多磨，总算又过了一关。考试地点定在济南军区二所。就在第二天考试的那个晚上，因为我背负的包袱太重，感到也许这是唯一改变地位和命运的机会了，越想越睡不着，我竟然失眠了。早晨起来后，吃过早饭，在临进考场前，我到洗漱室用凉水狠狠地洗了洗头，让脑袋清醒清醒进入了考场。一天的考试，基本上是在迷迷糊糊中度过的。跟我同桌考试的滕永利，考着考着竟虚脱了被抬了出去，过了15分钟后，才又回来继续考。不用说，他肯定也是农村出来的，不然不会把这次机会看得这么重。考完试后一打听，果然，我们还是一个地区的老乡，他是夏津县的。

    考完试后，我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单位。我感到今生今世不会再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了，今后努力工作准备年底转“志愿兵”了。

    没想到天上真能掉馅饼。20多天后，我竟拿到了济南陆校新闻队的录取通知书，并且考得还不错，按分数排名是第30名。就在那一天，我突然感到天是那么的蓝，水是那样的清，路是那么的宽，晕晕乎乎的眼前一片光明。兴奋异常。我用手狠狠地掐掐自己的大腿，感到非常疼，说明不是在做梦。

    等情绪稍微稳定后，我带着万分的喜悦请假回家了。当我把这个喜讯告诉父母时，老人的脸上立刻喜上眉梢。但在老家对外我并没有张扬，因为我还有一个隐痛——那就是我的身体黄疸指数高。我非常害怕张扬出去了，万一因身体问题被学校退回来，将来“无颜见江东父老”。

    把这个喜讯告诉完父母后，我就兴高采烈地拿出给奶奶买的东西，说是要去看奶奶。作为这个大家庭的长子长孙，我是奶奶照看大的，我的成长进步奶奶十分挂念。心想，要把这个喜讯赶快告诉“她”老人家。这时，我突然看到父母一下愣住了，眼眶很快盈出了泪水。原来，为子女辛辛苦苦操劳了一生的奶奶，还没有享什么福，就在农历1984年正月初五病逝了，享年75岁。得知这一噩耗，我一下趴在地上嚎啕大哭。我边哭边说，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啊？

    事后，别人告诉我，本来三叔要去给我发电报让我回来的，却被父亲挡下。父亲说，孩子离家这么远，再加上他因去年没让考学的事，情绪一直非常低落。让他回来也只是多一个哭的，咱们家这么多人，就不要告诉他了，自古“忠孝难两全”啊！听了父亲的话，三叔想想也是，就放弃了给我发电报的想法。

    当天晚上，我来到奶奶的坟上大哭了一场。按照家乡的风俗，我为“她”老人家烧了好多“纸钱”，心里默念着，亲爱的奶奶您安息吧，孙子一定努力工作，以此告慰您的在天之灵。在家里住了几天后，我回到单位拿着介绍信到德州陆军第139医院住院去了。在住院期间，医生对我的身体进行了全面检查，其他一切正常，但到底是啥原因造成黄疸指数高的问题还是没有查出来。为了彻底查清楚原因，解除后顾之忧，我又拿着139医院的介绍信，住进了济南军区总医院。在总医院经过多名专家会诊，还是查不出原因。后来，在我的强烈要求医生为我做了有一定危险性的“肝穿刺”手术。

    当时，我并没有把这个手术当回事，医生的嘱咐也当成耳旁风，在手术的第二天，我就下床活动，被给我做手术的范平医生抓了正着。她严厉地批评我说，你的伤口还没愈合，肝是造血的，一旦大出血抢救都来不及。范医生的话，吓了我一身冷汗。此后，我在床上老老实实躺了7天。“肝穿刺”结果出来后，医院多名专家一致确诊为：生理性黄疸。

    有了这个权威性的结论，我心里总算踏实了。如果入校后检查身体再查出黄疸指数高，我也不用害怕了。

    经过这样一折腾，出院没多久我就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迈入了济南陆军学校新闻队。那一天是1984年6月6日。

    这次招收的41名（后来又追加1名）学员，大家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大家的名字都经常在报纸上看到，有时名字还靠在一起；说陌生是因为大家分布在军区各个单位，除了本单位的外，彼此连面都没见过。入学后，大家个个喜笑颜开，互相寒暄祝贺，因为这次机会将改变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入学第3天后，学校果然组织我们进行了体检。我虽然手中有了“王牌”，但还是忐忑不安，害怕再出啥问题。在等待中过去了10多天，可校门诊部根本没有找我，倒是其他几个同学被找去进行了复查。早知今日，我何必当初在自己的肝上开了一刀。

    在陆校我见到了原来一起当兵的、第一年就考上军校的齐河县老乡孙洪海、钱秀山。他们即将毕业，听说我来上学后，都来为我祝贺。望着这两位老乡白净的脸庞，我心想，你们在绿树环绕的校园，坐在宁静温馨的教室，过了4年的舒服日子。可我哪？在这4年中我饱经风霜、坎坎坷坷，努力拼搏了4年，才终于赶上了这最后一班“末班车”。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们比我提前4年上军校，但提干只比我们早半年。因为我们是6个月的短期速提班。

    入校第7天后，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在课程安排上除了有关的新闻知识外，还设置了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理论、政治教育、队列训练等。我们这些在单位“稀拉”惯了的机关兵，对室内科目还行，最讨厌的就是队列训练。有时在操场一站就是半天，累得腰酸背疼腿抽筋。

    有一天上午，队里组织我们进行队列训练，我们“稀稀拉拉”不听招呼，在操场上成了一盘散沙。这时引起了一个身材魁梧、军容十分严整的人注意，只见他走到带队的区队长面前耳语一番，然后下达了洪亮有力的口令：集合！立正！稍息。我们这些“稀拉兵”，从没有见过这种阵势，只好乖乖地听从口令。只听他说，我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学校的队列教员曹志军。”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都肃然起敬，原来他就是在军区大名鼎鼎的“队列曹”。他不管平时还是上课，走路的步幅，以及着装、摆臂，都是条令的化身。军区许多单位每逢“八一”节搞阅兵式，都请他当总教练。解放军报饶洪桥记者曾以“曹氏步伐”为题撰写的报告文学，就是写的他，曾在军内引起轰动。然后，听到他接着说，我早就听说学校招了一批“秀才”，不管你们多么能写，但你们首先是军人；是军人，就得讲军容、军姿、军纪，就不能混同于一般老百姓。本来，学校安排我下周才给你们上队列课，但我今天实在看不下去了！今天就算我给你们上的第一堂课吧，下面听我的口令……

    齐步走、跑步走、正步走；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我们这帮“稀拉兵”，那天上午被好好地“收拾”了一顿。从此，再搞队列训练我们都认真了很多。因为曹教员临走撂下了话说，你们其他科目就算都考了100分，队列课不合格也毕不了业。我们的机会来之不易，都怕因小失大而影响前程。

    在紧张有序的校园生活中，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庆典。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多次举行声势宏大的阅兵式，但我还是第一次坐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欣赏电视直播，心情格外激动。雄伟壮观的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飘扬，到处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在高亢有力的《军歌》音乐声中，充满阳刚之气的男兵方队，飒爽英姿的女兵方队，整齐的步伐，威武的气势，如排山倒海依次从天安-门广场正步走过……

    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曾天真幼稚地想，啥时我能到北京工作就好了。因为，那里是首都，是国家的心脏，是全国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

    经过半年的刻苦训练和认真学习，我们这41名学员都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各科学业，圆满毕业奔赴军区各个工作岗位。

    光阴荏苒，花开花落。屈指算来从我们毕业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那些曾朝夕相处的同学，大都已离开了部队。

第六章 恋爱季节

    A、汽车站奇缘

    恋爱，这是每个年轻人都非常向往的字眼。我最早接触到有关男女感情的文字，要追溯到当兵前我读的一本小说《林海雪原》。在“白茹的心”这一章节中，被称为“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小白鸽”白茹与男主人公少剑波的恋爱故事，曾使我读得脸红耳赤、夜不能寐。再后来，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为女朋友而与人决斗身亡的前苏联大诗人普希金……

    真正自己有所行动，还是要从在陆军某医院住院时认识的一位护士说起：当时，我拿到入学通知书后，为查清我黄疸指数单项高的问题，住进了医院的传染科。当时，科里有一位刚从济南军医学校毕业的护士。她个子不高，但长得很“精致”，再配上合体的军装，也显得楚楚动人。尤其是她那开朗活泼的性格，以及对病人体贴入微的工作态度，很招年轻人喜欢。因为她家是平原县的，所以我就和她攀起了老乡，经常向她咨询一些医疗问题。按说，部队“官大一级压死人”。当时我还是战士，她是军官，而她却不像其他女干部牛哄哄地盛气凌人，而是彬彬有礼，有问必答。特别是在我要到军区总医院住院时，因我人生地不熟，她主动推荐她的同学陈淑华为我帮了很多忙。当时我心想，我们是德州老乡，生活习俗一样，而且她也是从农村考上大学的，我们属于门当户对；另外，我们团就驻防在她老家平原县，将来她调到我们团卫生队，或者我调到德州都是有可能的。因为部队女干部较少，物以稀为贵，人亦如此。所以，许多地方青年和部队男军官，都以找一位女军官为荣。有了这个想法，我怕等我毕业后人家“名花有主”。入校后，我就专门给我们团卫生队的孙宪刚打了个电话，让他到医院向女方说明此事。没想到的是，人家早就“名花有主”了，而且也是位部队干部。得知此事，虽然有些遗憾，但也是没办法的事，谁让咱没能早提干呢。

    从陆校毕业后，我又回到了隶属某师的炮兵团。正式任命为警通连排长，行政23级，工资58元。后来又改为宣传股正排职新闻干事。多年的努力，终于修成“正果”，恋爱的事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了。可是，营房在远离平原县城几公里的地方，别说找对象了，就是平时见个年轻姑娘也极少。

    担任团里新闻干事后，跟过去当报道员时的工作标准不一样了。当报道员时，在报纸上发表个“豆腐块”、简讯等，只要有署名就算一篇稿；担任新闻干事可不行了，发表的文章不是头条，也得在重要位置上，而且篇幅还要大。我作为刚刚上任的新闻干事，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信心就像太阳一样，充满光明和希望。在提干两个多月后，我经过刻苦努力，在《前卫报》头版头条发表一篇消息，而且还加了编后，受到团领导的表扬。

    现摘录如下：

    八点听到建议九点拍板定案

    大学生于金源由炮排长改任修理排长

    团长、政委说：使用人才也要讲究效率

    1月5日。某炮团一连排长于金源，高高兴兴地来到团修理连报到，担任了修理排长。人们都说团领导办事效率高。团长政委说：使用人才也要讲究效率。

    于金源在莱阳农学院机械系学习了四年机械设计和修理专业。毕业后，他自愿报名进了济南陆军学校，年前被分配到榴炮一连担任排长。尽管他热情高，干劲大，但由于不懂炮兵业务，工作成效不大。为此，他曾多次向领导提出能否调换一项与所学专业对口工作的要求，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去年年底，团长卫茂祥和政委韩林贻来连队了解情况，于金源当面作了反映。团长政委感到：像于金源这样的“学生官”，放在不对口的位置上，不能发挥特长，应该为他们提供显身手的天地。韩政委当即找到其他党委成员征求了意见，又亲自到有关部门拍板定案：让于金源到修理连担任修理排长。办完这件事，前后只用一小时。

    编后：惜才心切值得称道

    某团前后只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改变了一个“学生官”的任命，使他干上了专业对口的工作，可谓高效率。

    凡事都要讲究效率，使用人才更耽搁不得。前些年，在极左路线干扰破坏下，一些学有所长的人蒙受不白之冤，等到落实政策，专业对口，早已由翩翩少年成为满头白发了。浪费了人才的青春，也贻误了革命事业，教训深刻。

    这种历史的悲剧，自然不会再现了。但因为拖拖拉拉的官僚主义作风而贻误人才的现象，在某些单位却屡见不鲜。一日难再晨，盛年不再来。人才是耽误不起的。我们每个同志，特别是当领导的，一定要树立这种观念：不能让人才耽误在自己手里。此外，这件事还能给我们些什么启示呢？同志们不妨谈谈看法。

    （原载济南军区《前卫报》1985年1月6日一版头条）

    在我们那个时候，各单位的新闻干事“流行”到报社学习。名为学习，其实就是为编辑打杂。但这样有很多好处：首先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能多发表很多稿子；其次，通过3个月的学习，各个编辑室的编辑都认识了，今后回到单位写的稿子就能得到编辑们的照顾。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宣传股李股长，得到了他的许可后我就到军区《前卫报》联系学习事宜。可是，由于《前卫报》学习人员己满，没有办法，我只好联系到地方《山东青年报》学习。到地方报社学习，按部队规定是不允许的，但李股长还是破例同意了。

    在我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去济南《山东青年报》学习时，父亲来部队看我了。我把要去济南学习的事告诉父亲后，父亲说，他这次要去武城县看望一位姓陶的老战友，在这换公共汽车顺便来看看我。我到食堂打了几个菜，和父亲吃过午饭后，就送他到平原县汽车站上了去武城的车。当我目送父亲乘的车远去，正想返回时，一个身材修长，风姿绰约的女军官提着行李走进汽车站。此人头高高地仰着，目不斜视，看上去非常盛气凌人的样子。在偏僻的小县城，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军官，可是“稀有动物”，一下吸引了众人的眼球。我与她擦肩而过，可她却没有正眼看我。走出好远，我又转回身来，目送她上了去夏津县的汽车。

    就是这一面之缘，竟引出了一段凄惨的恋爱故事。到《山东青年报》后，工作主要是编辑应发表的稿子，或应约出去采访。因为没有在单位的上稿压力，我感到非常轻松，主要是“心”轻松了。在这时，空闲时间我又想起了那位在平原汽车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女军官。我充分发挥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优势，根据她下火车的车次和乘汽车所去的方向，很快查出她是陆军某医院内科的一位护士名叫阿玉（化名），也是济南军医学校毕业的。当时在学校是出了名的“校花”，上学时就受到很多军区干部子弟的追求，家在隶属我们德州地区的夏津县。

    情况完全搞清楚后，我就以老乡的名义给她写了一封信，婉转说明自己因提干晚，还没找对象等情况。信发出后，不到7天我就收到了回信，在信中她表示认识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老乡很高兴，并说自己也爱好写作等。从信中我得知她因各种原因也没有对象后，非常兴奋，感到我还有希望。于是，我很快给她回了信。我在信中说，让我认识她是上天对我的厚爱和缘分云云。一来二去，我们两个从不认识的年轻人就鸿雁传书谈起了恋爱。每封信都是厚厚的，当然，少不了抄录的名人名言和爱情诗篇。通过不断的通信，我发现她的文字功底很好，读书很多，词汇量很大。我感到我这个经常咬文嚼字的人遇上了知音，这真是上天对我的厚爱。

    在《山东青年报》学习期间，我以实习记者的名义，先后采访了山东省首届农民运动会和香港电影《精变》中的女主角魏慧丽，文章先后以“农家妹成了飞毛腿”、“鲁西北来的小伙子”、“从小翠到阎婆惜”等标题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后，我很快寄给了她。看到我不断见诸报端的文章，她对我感到很钦佩。

    采访电影演员魏慧丽的这篇文章，是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来的第一篇专访。

    现摘录如下：

    从“小翠”到“阎婆惜”

    ——访香港电影《精变》中的女主角魏慧丽

    魏慧丽，香港电影《精变》中的狐仙“小翠”，自一个偶然的机会闯入影坛之后，接连在《西游记》《魏征》《芳草天涯》等电视剧中，成功地扮演了几位美丽善良的女性形象。最近，她却一扫温柔贤惠之风，在电视连续剧《宋江》中，扮演了水性杨花、放荡不羁的刁妇“阎婆惜”。

    魏慧丽今年30岁，她中等身材，长得纤秀、水灵，额头如大理石般光洁，鼻梁挺直，一双大眼睛顾盼生辉。她谈吐直爽诙谐，真像电影《精变》中的狐仙“小翠”一样可爱。

    她原是唱京剧旦角的，对京剧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还在孩提时，她就特别喜欢说说唱唱。1964年，她考入山东戏曲学校，接受了严格的正规训练。1970年毕业分配到山东省京剧团，相继在《拾玉铺》《红灯记》《平原作战》等戏中扮演了角色，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魏慧丽在事业上特别争强好胜，从不敢在艺术上平平庸庸。她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如果在艺术上默默无闻，乃是最大的难堪。头几年，有人断言：“魏慧丽演现代戏可以，演传统戏怕是不行。”这话传到魏慧丽的耳朵里，她嘴上什么也没说，心里可憋着一股劲。那时候，剧团里的姑娘们一个接一个地出嫁了。剧团宿舍四楼空了，她自己独占了一个大房间。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从早练到晚。从身段到表情，从吐字到唱腔，她细细琢磨，一丝不苟。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山东省青年戏曲会演中，她演出的《春草闯堂》。被全票通过评为旦角表演一等奖。

    如今的魏慧丽，凭着她在艺术上锲而不舍的精神，不仅在京剧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在银屏上也已初露锋芒。在电影《精变》中，她把狐仙“小翠”眷恋人间生活、爱恋元丰、不愿随母亲回到寂寞的天空中去的美好纯朴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一举轰动了香港。以后，她又相继在几部电视剧中扮演“高小姐”、“郑淑玉”、“王朝云”等角色，也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专家们的肯定。

    魏慧丽性格文静，表演风格淡雅朴实。一位著名电影导演曾说，魏慧丽的气质，适合扮演带有悲剧色彩的中国传统式的“贤妻良母”形象。

    然而，出人意外的是，今年三月，山东省电视艺术团导演张新健和刘子云，经过反复斟酌，最后选定魏慧丽扮演电视连续剧《宋江》中的刁妇“阎婆惜”。“阎婆惜”这个角色，与魏慧丽本人的生活经历、性格气质和以往扮演的角色，相距甚远。她感到非常陌生，怕演砸了。但几经考虑，她勇敢地接受了这个角色。她说：“作为一名演员，应该尝试各式各样的角色，应该多开拓一些戏路，越是自己不熟悉的角色，越是难以把握，就越需要加倍地努力，从而促使自己的演技有长足的进步。”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为了准确地把握“阎婆惜”这在个人物的基调和特殊的“味儿”。她首先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水浒》原著。原著中一些重要的人物形象和性格方面的描写，她都能背诵下来。她还从图书馆找来了许多古今中外描写轻浮放荡女人的长短篇小说，日夜苦读，并把其中一些入木三分的刻划摘录下来，以帮助自己加深理解。贤淑文静的魏慧丽，要想演出“阎婆惜”的狡诈毒辣、放荡不羁，很不容易。“情动于衷而形于外”，只有准确地理解了角色的性格，把握好角色内在的情感和外部动作的关系后，演员才能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拨动观众的心弦。拿到剧本后，魏慧丽反复阅读，对每一句台词都仔细品味。在日常生活中，她也处处揣摩体味“阎婆惜”的形象和动作，走起路来故意一摇三晃，甚至连吃饭、言谈、睡觉，她也常常提醒自己以“刁妇”的身份出现。为此，她还遭到一些不知内情的人的非议呢！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如今，电视连续剧《宋江》第一集《怒杀阎婆惜》巳拍摄完毕，魏慧丽正焦急地等待着观众的评价呢！

    不了解魏慧丽的人，可能会以为命运对她特别恩宠。可是，又有谁知道她为所做出的牺牲呢？为了艺术事业，她奋力拼搏，四处奔波，三十岁了，还坚持不要孩子。她的丈夫袁振林，也在省京剧团工作。他理解她，支持她。为此，魏慧丽常常感到负疚。她说：“我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每当看到那些年轻的父母逗弄着他们心爱的孩子，欢乐地叫着笑着，我就非常羡慕，我多么想做一个贤妻良母啊！可是，为了事业，我现在不能……”说着说着，她美丽的大眼睛里蒙上了一层晶莹的泪水。但很快，她头一扬，又笑了。她说：“忙起来，也顾不上了，这不，我就要去西安参加一部电视剧的拍摄，只有为事业忙碌，我才感到充实和幸福。”

    （原载山东《幸福》杂志1985年第8期）

    随着书信不断地往来，我们两人的情感也在发生着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光靠书信就不能满足我们的情感需求了。怎么办呢？这时我想到了山东青年报社旁边的军区第5招待所，它隶属于军区直属，也许在那能要通她的电话。这样在通信时我寻问了她值夜班的时间，约定好后，在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到5所要通了她们科室的电话。这是我们彼此第一次听到对方的声音。

    为了进一步打动她的芳心，我绞尽脑汁。突然，她曾在信中说的“爱好写作”的事提醒了我，于是，我在采访山东省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获奖歌手李金红时，在撰写的文章上同时署上了她的名字，报纸发表后，很快寄给了她。

    现摘录如下：

    新松恨不高千尺

    ——访省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获奖女歌手李金红

    她，像一只洁白、纯真的小天鹅，轻盈地跳上了舞台；她手执话筒，一曲《妈妈的吻》使剧场内掌声雷动，欢声四起。她是莱芜钢铁厂的一名普通打煤工。在山东省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是年龄最小的获奖歌手李金红。

    李金红身材修长，皮肤白暂，光洁的前额覆盖着玛瑙般美丽的秀发，一对明静闪亮的眸子透出微笑，显得十分天真、活泼。她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里，爸爸是钢铁厂一名机械干部，母亲是位家庭妇女。李金红自幼喜爱音乐，并且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在她刚刚学会说话后，就跟着妈妈哼哼儿歌了。上学后，由于她对音乐过分爱好的天性，很快学会了识谱用谱，在家、学校、上学放学的路上，处处飘逸着她的歌声。学校每次举行文艺会演，李金红都落落大方地为师生演唱，在附近的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百灵鸟”。升入初中后，李金红对唱歌已如痴如狂了，只要一听到电台播放朱逢博、李谷一、成方圆、程琳等演唱的歌曲，她都要开大收音机，边听边唱。唱歌，成了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伙伴。

    一九八四年，李金红初中毕业被分配到钢铁厂干打煤工，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使她放弃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她到厂文化宫拜有较高艺术造诣的殷怀禄同志为师，抓紧一切业余时间，学习声乐知识。过去，她唱歌还只是模仿，不懂得发音方法及演出技巧，在殷老师的热情辅导下，她发奋的劲头更足了，每天坚持早起晚睡进行练声，纠正不正确的发音方法。在她的日历表上，从来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李金红这个富有理想、个性倔强的姑娘，经过一年多的拼搏，在声乐知识和演出技巧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期间，她还给许多中青年歌唱演员和歌唱家写信，请求指点帮助，然后，积百家之长，补自己之短，逐渐摸索出了一种独特的演出风格，很受观众和专家的欣赏。在这次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她演唱的《带上这把伞》和《妈妈的吻》两首歌，声音甜美，吐字清晰，感情真挚。专家们评价李金红说：“尽管她还不那么成熟，但路子正，嗓音好，演出风格独特，舞台形象美，很有培养前途。”

    （原载1985年8月5日《山东工人报》四版）

    阿玉收到报纸后，很快给我回了信。虽然在信中她怪我没有经过她的同意，在文章上署上了她的名字，但从信中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她还是很高兴的。

    人们都说“恋爱中的青年男女都弱智”。我看这事真是不假。我们这两个还没坐在一起说过一句话，甚至，她还没见我一面（我在车站见过她），竟荒唐地“私定终身”，在报社学习快结束时，我向领导请了假，乘火车到医院去看她，决定在一块共商婚姻大事。

    火车到达兖州站后，我故意晚下车，透过车窗看到她站在站台上四处张望、焦急等待的样子。说心里话，长相普通的我，要是不穿军装，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认出我来的。

    她把我带到了她住的集体宿舍。在她的宿舍里有一位女护士正在织毛衣。这位护士不冷不热地说，来了，请坐。这时，正好到了开晚饭的时间，她就张罗着去食堂打饭了。这位护士看她走了，就对我说，你光看她漂亮了，你了解她吗？她的男朋友可是走马灯似的……

    当时，我听了这话虽然很惊讶，但并没有多想，认为她俩可能关系处得不好，也许是嫉妒。因为这位女护士明显没有她长得漂亮。

    在她宿舍吃过晚饭后，我怕过多打扰其他人，就和她一块到院招待所登记了一个房间住下了。由于我是第一次单独与一位漂亮姑娘坐在一块聊天，感到非常拘束和紧张。聊到夜里快10点的时候，她说10点前必须回宿舍，不然怕影响不好。她走时，我们决定明天一块到孔子的故里——曲阜去逛逛。

    她走后，由于白天乘车的疲劳，我简单地洗漱后就躺下了。可怎么也睡不着，是激动？是兴奋？是喜悦？好像都有。我的思绪在驰骋，我想象着把她带回家乡后，在小村庄引起的轰动效应。

    正在我想得入神的时候，房门突然响了一下，我赶忙起身拉开灯一看，从门缝里塞进来一封信。我穿衣开门后，看看四周并没有人。我心想，现在近在咫尺，有啥话不能当面说，还用这种形式？可我打开信看着看着，头“轰”一下炸开了，大脑一下空白。这是一封匿名信。信中详细地记载着她在学校和分到医院后与多名男朋友的恋爱经过、进展程度、分手原因等等。此信使用了许多淫秽的语言，对其进行污蔑和诽谤。蒙在鼓里的我，看完这封信，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由过去“圣洁的女神”一下成为龌龊的化身。

    这时，我就为她晚上回宿舍时装淑女的说辞，感到可气和好笑。这是我的初恋。过去我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有摸过，没想到她竟有如此丰富的经历。今夜无眠，痛苦万分！难道真的是“红颜祸水”？

    白天，我们还是按原计划游览了孔府、孔庙、孔林。因为她早已请好假，不然会使她很难看。在游览中，我对她是越看越别扭，越看越不舒服。我虽然极力掩饰，但她还是看出我的情绪，就问我咋回事？我说昨晚没睡好。

    游览完名胜古迹后，我们回到招待所。我对她说，由于来的匆忙，我把编好的稿子锁在抽屉里了，报社等着发稿子，我必须马上回去。说着我就整理行李，她看我已作出了决定，再说啥也无济于事，只是感到太突然，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下来，满脸写满了问号。原打算一块探亲的计划还没安排哪！怎么说走就走呢？我看出了她的疑问。我就说，等我回去再说吧！

    我不让她送我，但她还是坚持送我到了火车站。一路上，我们默默无语，她在不停地流泪，我也心如刀割。

    上车后，我挥手向她告别，看到她红肿的眼睛，脸上流淌的泪水，颤抖挥起的手臂，我鼻子一酸，赶忙扭过头去，泪水喷涌而出……

    一路上，我都在自责。我为什么要给人家造成这么大的痛苦？我要不主动追求人家，人家的所作所为与我何干？

    传奇的恋爱，给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过去没有涉足恋爱的我，总认为男女感情是单纯的、纯洁的，没有任何污染的，我真是太幼稚了，太弱智了，总该想到美女在任何地方，都是遭人骚扰的。就像一朵美丽的鲜花，总是招蜂引蝶的。

    想爱，但不能爱。自己的内心是欺骗不了的，这恐怕是最痛苦的了。回到报社几天后，我没有给她写信，每天都在痛苦中挣扎。

    又过了几天，我收到了她的来信。信中说：“那天你突然要走，我想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你走后，我都在痛苦中等待，在痛苦中煎熬，我不想再等了。我不像你曾在信中说得那样好，但也不像别人说得那样坏。我是一个在恋爱上非常坎坷的人，原来想认识你是上帝对我的又一次眷顾，没想到是更沉重的惩罚。在一连串的不幸中，我学会了坚强，我想我会挺过去的。心的再生力是很强的，刺几刀无非滴几滴血……”

    看到这封信后，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号啕大哭一场，用来缓解自己内心的郁闷和悲伤。我想，是该放弃的时候了，因为我无法理解她的过去，找了她不可能给她带来幸福，还有可能是更大的伤害。与其这样，还是让她去寻找她自己的幸福去吧！

    我冠冕堂皇地给她写了封回信，对给她造成的伤害表示深深的歉意。从此，再也没有收到她的来信。

    心灵深处的创伤是很难愈合的。自此后，我精神不振，萎靡消沉，工作上经常出差错。人们常说“家庭是每个人的避风港”。在这种情况下，正好在报社的学习也结束了，我怕把这种精神状态带到单位上去。于是，我向宣传股李股长汇报后，就回家休假了。

    回到家后，我用平时节省下来的300多元钱，为家里买了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的农村，已经是很超前的了。看到全家人其乐融融围坐在一起看电视，我的心里热乎乎的。这是我当兵6年后，第一次为家里办了件“大事”。

    在家里父母最关心的还是我的婚姻大事，就问我说，不是部队医院的某某要跟你一块回来吗？你咋一个人回来了？父母的话一下戳到了我的痛处。为了不让老人担心，我强装笑脸地说，因部队工作忙她走不开，等下次吧！

    金秋十月，正是收获的季节。在农村这个时候，除了收割玉米外，还要准备种小麦，到处是一派繁忙景象。为了缓解因失恋带来的创伤，我专挑最累的活干——用独轮车往地里运肥料。一趟又一趟，我和村里的小伙子标着劲干，没想到一天下来，不但腰酸腿痛，两只脚上还磨起了五六个血泡。母亲看了后，很是心疼，第二天说啥也不让我干了。从小不服输的我，那肯罢休，一瘸一拐地坚持着把肥料运完。乡亲们看我在部队当了干部，在家还肯这么拼命地干，纷纷给予了称赞。

    半月的假期很快过去了，我又打点行装返回了部队。我在家这段时间虽然晒黑了，但身体明显比过去强壮多了。

    到部队后不久，突然从上级传来消息：部队要精简整编，我们团要和某炮团合二为一，营房设在薛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一下乱了，调走的调走，转业的转业，还有的准备到整编后的新单位工作。毫无思想准备的我也慌了神，该怎么办呢？正当我为自己的出路发愁时，师宣传科王其收干事给我来了电话，问我是想去新炮团？还是愿意到师宣传科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当然愿意到师宣传科了。

    在精简整编期间，特事特办，就这样我很快就接到了师里的调令。

    B、火车上的“遭遇”

    在某炮团，我告别了领导和战友，踏上了从平原县到潍坊的列车。

    列车在飞驰。在嘈杂的车厢里，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闭目养神，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潍坊，这个我既熟悉又亲切的城市。我一当兵就在隶属于潍坊的安丘县景芝镇，然后，调到了潍坊军教导大队；从潍坊，我灰溜溜地实行“战略转移”，南下徐州；从徐州东进青岛；从青岛又“杀回”老家鲁西北平原县；在鲁西北实现了从战士到军官质的飞跃，今天我要回到潍坊某师所在地。

    人生充满了变数，我不知道今后我还会去何方？但我坚信我的选择。正在我想得出神的时候，列车“咣当”几下停了下来。原来到了济南站。

    济南，这个省会城市现在对我来说，已不再陌生。我在这里上军校，又在这里的《山东青年报》社学习了几个月。这里“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大明湖、金牛公园、英雄山和千佛山等名胜古迹，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我的思绪还在飞。突然，女列车员“查票了、查票了”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这时，清醒的我开始找票。我记得在车站检完票后，因非常拥挤，我又两只手都提着行李，就顺势把车票放到上衣下面的口袋里。可是，我把身上所有的口袋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车票。这时，已经等得不耐烦的女列车员用异样的目光盯着我。浑身冒汗的我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我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的票寻找不到了。女列车员看着我穿着的军装说，走吧，跟我到8号车厢补一张票。这时，我突然想到刚才找票时，钱夹好像也没有了，这时的我尴尬至极，更慌张了，豆大的汗珠不断地往下滴。我说，钱夹也没有了。听了我的话，女列车员说，那把你的军官证拿出来我看看。我又胡乱翻找一遍，出乎预料的是军官证也找不到了。这时，女列车员的话可不好听了，“看你穿着军装人模狗样的，是个骗子吧？”这时旁边看热闹的人趁机起哄说：“你说你是军人用啥证明？肯定是个骗子，把他送到公安局去。”望着周围人异样的目光，我欲哭无泪、欲言无语。这时，女列车员可能把我真当成了骗子说，走吧，提着行李跟我去见乘警吧！”“等等！”说时迟那时快。这时，不知从哪站出一名女军官，只见她推开围观的人走到女列车员面前：“我是他的女朋友，上车时我俩闹了点别扭，可能在拉扯中他把票弄丢了。钱夹在我这里。走，我跟你给他补票去。”望着这位长得很漂亮的女军官，我一下傻愣在那里。

    不一会儿，她拿着补的票回来说：“给你，这下可别再丢了。”我接过票不知说啥是好，这次她不但帮了我，而且还维护了军人的形象。我的“谢谢！”二字刚出口，感动的眼泪也流了下来。

    没过多久，有人下车后，她就坐在了我的对面。她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哪有这样欺负人的？”我说：“我真的是……”她说：“不用说了，我知道，我相信你！”这时，我从上面行李架上取下提包，想拿出我发表文章的剪报本，让她看看以此证明我确实是个军人。没想到我刚拿出剪报本，军官证也掉了出来。看到它，我俩都惊奇地笑了。

    原来，昨天晚上宣传股的领导和同事为我送行，盛情难却中我就喝多了酒，所以早晨收拾行李时，迷迷糊糊地就把军官证和剪报本放在一起了。但车票和钱夹可能是在上车拥挤时被人偷去了。

    我的身份得到了证明，我与她的交谈也有了底气。因为我们都是年轻的军人，况且，她又在我危难之时帮了我，所以谈话中就多了几分热情，多了几分信任。原来她叫孙竹兰，是到军区总院看同学的，这是返回单位——驻守在周村的陆军某医院。一路上我们聊得很愉快，她下车时我们彼此都留下了对方的电话和通信地址。

    她的出现使我平静如水的心灵深处，再次骤然涌起了波澜。但这次少了一些冲动，少了一些莽撞，多了几分成熟和稳重。我们通了几封信后，感到还非常谈得来，但我小心翼翼的都是谈工作、谈学习、谈人生，从没有涉及“感情”二字。

    相识一段时间后，在决定是否向她吐露真情时，我通过关系找到了她单位的有关领导，详细询问了她的有关情况。当我得知她正在与一位空军飞行员谈恋爱时，我感到自己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如人家，于是，我当机立断迅速地全身而退，因此，避免了给彼此带来的伤害。

    C、第一次到北京

    我在的某师下属三个团，还有两个直属单位，报道任务非常重。我一个刚在团里才担任了几个月的新闻干事，一下来到师机关担此重任，感到压力非常大。没有别的办法，我相信勤能补拙，只有努力工作。

    刚到师里不久，我就随师雷齐政委到某团搞调研工作。白天我随雷政委听取团领导的汇报，晚上我与团里负责新闻的王干事，认真研究报道线索，常常是通宵达旦。在调研工作快要结束时，我们有针对性地写出了一篇“如何向新任领导汇报情况”的稿子，很快在军区《前卫报》头版头条发表，并且还加了编后，受到了师领导的表扬。

    现摘录如下：

    既谈“斩六将”又讲“走麦城”某团汇报工作实事求是

    11月上旬，部队某坦克团党委在向上级团长汇报过去先进典型的情况时，坚持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不遮“丑”，不护“短”，领导赞扬这个团党委说：“你们敢于讲真话，讲实话，不怕‘亮丑’，这种工作作风很值得提倡。”

    上级首长来到这个团检查工作，想了解一下团里的一些先进连队的情况。按常情，上级领导刚上任，又是第一次下到这个部队，汇报时，应该多讲成绩，少讲问题，给新的领导留个好印象。然而，团党委没有这样做。他们认为，上级首长来检查工作，只有得到真实的情况，才能对部队进行具体的指导，不能为了给领导留个好印象，而遮“丑”护“短”，影响部队建设。于是，团领导做到丁是丁，卯是卯，在给首长汇报过程中，既报喜又报忧。这个团的通信连是军区的老典型，在军民共建活动中，受到军区和山东省政-府的表彰，连续三年被军区评为军民共建和学习科学文化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先进连队。在汇报这个连队的情况时，团领导除了谈几年来连队的进步外，他们看重地讲了通信连存在的问题：连队党支部一班人团结搞得不好，干部之间有隔阂；个别干部对工作标准要求不高，有吃老本思想等问题。

    在谈到军区的老典型坦克九连时，团党委从这个连去年突然从先进行列掉下去的原因，细致地向上级领导作了汇报。九连曾被军区授予“硬骨头六连式的连队”光荣称号，连续二十七年无责任事故，三十六年无政治事故。但去年由于连队干部责任心不强，导致冻坏坦克发动机一台，造成严重责任事故，其他责任事故苗头也不断。为此，这个多年的老典型名落孙山。

    听了他们的汇报后，上级首长肯定了他们既报喜又报忧的做法。首长们不以汇报的好孬论长短，而是下到基层摸清情况，研究改进措施，进行了具体的指导，使这两个连队很快有了新气象。

    编后：留下实事求是的“第一印象”

    第一次向整编后的新领导汇报工作，就讲了许多“走麦城”的事，某团党委确实有胆有识。

    人们都很注意“第一印象”。如果一个单位能给新上任的上级领导一个没有丝毫缺点的“第一印象”，自然很好，但那是不现实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单位的工作，既有“斩六将”的成绩，也必然有“走麦城”之类的缺点，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如果汇报光拣好的说，扬“长”避“短”，甚至弄虑作假，搞表面文章，倒会留下另一种“第一印象”：不实事求是。

    精简整编之后，各级领导都在加强调查研究，了解部队情况，以便更好地熟悉和掌握部队。作为下级，汇报的时候应该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既汇报“斩六将”部队真实情况，指导部队工作，将是很有益的。同时，客观地汇报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斩六将”才能更多，“走麦城”才会避免。

    （原载济南军区《前卫报》1985年12月1日一版头条）

    即将过去的1985年，在我军历史上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就在这一年，中央军委主席对外宣布中国军队员额减少100万。消息一出，令世界震撼。就在这次精简整编中，我所在的军被裁掉了，当时我所在的某师又归属了某军管辖。

    作为一个师级单位的新闻干事，见报的任务主要是中央级的《解放军报》。全军这么多单位，报纸的版面就四个版，竞争特别强，上一篇军报真算得上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为了尽快打开局面，宣传科姜忠玉科长对此非常重视，让我准备了一批稿子，到军报去送稿。

    1986年的春节过后，我第一次踏上了进京的列车。

    当时，我济南陆校新闻队的同学陈吕生在军报学习。在他的帮助下，我很快把稿子交到了分管的编辑手中。然后，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天安-门广场，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故宫等。

    在北京期间，我还游览了长城、颐和园、大观园等名胜古迹。这是我当兵后，第一次放松心情，置身于大都市的人流中，去欣赏优美的景色和自然风光。

    在京的整个游览过程中，最令我震撼的还是万里长城。她绵延起伏在我国北域的崇山峻岭、大漠戈壁上，犹如一座座雄起的雕塑，一幅幅瑰丽的图画，一曲曲恢宏的乐章，以无以伦比的美感，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人类文明的璀璨历史，闪烁着灿烂的光芒。不同肤色的男女朋友，怀着各自的憧憬，走向长城，敬仰长城。东起丹东虎山，西至嘉峪关，古长城经历漫长的风雨侵蚀与战争创伤。

    仰望长城，高耸的烽火台仿佛还升腾着边寨的狼烟，残破的堞墙依然回响昔日炮火的轰鸣，朔风中摇曳的荒草，飘动的是守城将士破旧的衣衫，而城外那块块将士们用汗水夯平的场地，至今仍回荡着古时边关各族人民贸易的吆喝声和欢笑声。

    走进长城，我们感受她的崇高、坚强、不屈、雄伟；感受她的热忱、勇猛、激昂、悲壮。

    走进长城，我们感受中华民族长城文化的深厚底蕴，感受长城文化所倡发的民族精神的精髓与忠魂。

    万里长城，她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骄傲、自豪！在京我度过了3天的美好时光，然后，乘车西下到了古城西安。在西安，我应《当代青年》杂志编辑之约，改好了我撰写的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柳琴演奏员王红艺的稿子后，又游览了大雁塔、兵马俑，还爬上了素有“奇险天下第一山”之称的华山。

    我为王红艺撰写的报告文学，在西安改好后，第一次刊登在外省市的杂志上。

    D、文章登上了《人民日报》

    从西安回来不久，很快迎来了两年一度的春季“潍坊国际风筝节”。1982年的首届“潍坊国际风筝节”，我作为军教导大队组织的战士观众，亲眼目睹了有中外几十个国家参加、声势浩大的国际风筝会。星转斗移，4年过去了，我又调回潍坊，这次作为部队的新闻工作者应邀参加第三届“潍坊国际风筝节”。可我原在的军教导大队早已被撤销。假如我不调走，我的命运又将如何？我想只有天知道了。在第三届“潍坊国际风筝节”上，我单位代表在老山前线的23名潍坊籍战士，制作的“和平风筝”在蓝天上翱翔，引起了中外3万多观众的瞩目和称赞。

    “和平的捍卫者最珍视和平”。参加完“潍坊国际风筝会”后，我以这一主题，写了一篇稿子，迅速寄往报社。让我没想到的是竟在《人民日报》一版发表了。这是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

    “和平风筝”

    在第三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上，四只“和平鸽”挟带着标有祖国地图、军人头像和军功章的巨型风筝，在蓝天中翱翔，引起了三万多观众的瞩目。这是驻潍坊市某部战士唐国志，受老山前线“猫耳洞”里二十三名潍坊籍战士的委托而制作的。和平的捍卫者最珍视和平。在老山前线“猫耳洞”里坚持战斗的潍坊籍战士，当得知4月1日在家乡举行国际风筝会后，为表达自己的心愿，联名给潍坊驻军一位业余美术工作者唐国志写信，委托他扎制一只战士向往和平的风筝，献给这届国际风筝会。

    唐国志收到信后，连夜查阅资料，构思设计。他拆掉了自己的竹椅、门帘当材料，还往返五十多里买来了油彩、画笔、绢，然后，一根根，一绢绢，精心扎制。经过十几个目日夜夜，唐国志终于赶在国际邀请赛前扎出了这一巨型风筝，让象征和平的风筝飞上了蓝天。这只风筝在这次国际风筝邀请赛中荣获特别奖，实现了前线战友的心愿。

    （原载1986年4月19日《人民日报》一版）

    1986年5月，应解放军总参谋部的聘请，名扬世界的海灯法师到济南出任全军侦察兵武术集训队总指导。消息传来，我们机关的年轻人都非常激动和兴奋。当时我心想，如果能亲眼见一见海灯法师，或者能跟他学几手武功就好了。

    没想到好事真落在我的头上。全军侦察武术集训队由总参主办，委托济南军区情报部承办。在全军侦察武术集训队担任队长的是军区情报部的处长李志文，他是由我们师警卫连调到军区情报部的。当时，他给师领导打电话，请他们给推荐一名从事新闻工作的干部到武术集训队帮忙，负责对外宣传和编辑内部发行的《侦察武术》报。

    师宣传科编制两名新闻干事，一名负责照片新闻；另一名负责文字新闻。我当时在科里负责文字新闻，所以，这样好事自然而然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接到去全军侦察武术集训队报到的通知后，我怀着对海灯法师的仰慕和钦佩，迅速赶到军区靶场的集训队。

    在集训队我先后采访了久负盛名的海灯法师和他的徒弟、全军武术集训队总教练范应莲，撰写的文章先后在《解放军报》、《前卫报》、《济南日报》等报上发表，引起了反响。

    在训练场上，每当看到来自全军的150多名学员，跟海灯法师和他的徒弟范应莲学习梅花桩精拳、铁布衫罗汉功等少林功夫，我们这些后勤保障人员，心理直痒痒，心想，我们要是也能跟海灯法师学几招该多好啊！

    没想到虽然大名鼎鼎，但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海灯法师看懂了我们的心思，他把我们和炊事班编成一个班，利用业余时间热情地向我们传授少林功夫。

    在一招一式学习少林功夫同时，我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我把海灯法师热情地向我们后勤保障人员传授少林武功的事写成稿子，又一次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受到了海内外读者的关注：

    海灯法师和炊事员

    6月6日上午，全军侦察兵武术集训队炊事班的小伙子们，做好饭菜后，整齐地排成一列，海灯法师又准时地来教他们武功了。

    5月中旬，应解放军总参谋部的聘请，海灯法师来济南出任全军侦察兵武术集训总指导，这使参加集训的侦察兵如虎添翼。他们在训练场上，一招一式格外用功。看看侦察兵们那个乐劲，炊事班的小伙子们心里直痒痒，多想跟海灯法师学几手啊！海灯法师很理解他们的心情，说：“炊事员虽属后勤人员，但同样是军人，保家卫国，惩恶扬善，关键时刻要有本领才行，现在你们学几手，在未来的战场上，也许会大有用处哩！”于是，海灯法师不顾八十六岁高龄，主动利用炊事员们的空闲时间，组织他们习武练功。炊事员李有德学习梅花桩精拳时，进步较慢。海灯法师循循善诱，耐心辅导，并反复讲解，作示范表演，终于使小李赶了上来。目前，这些小伙子们，已基本上掌握了梅花桩精拳等功夫。海灯法师下一步准备教他们少林功夫。

    （原载198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一版）

    7月5日上午，济南军区靶场人头攒动，彩旗飘扬。在86岁高龄的海灯法师与高徒范应莲的悉心指导下，全军侦察兵武术集训圆满结束。在总参及军区有关领导的观看下，150多名学员汇报表演了他们学到的11种少林武功。

    海灯法师还当场献艺。他那看似赢弱的身躯，在高徒范应莲用三节棍连连捶打下，犹如一块铜板，没有丝毫损伤。观众被他这种举世罕见的“金钟罩功”所征服，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惊叹声和掌声。表演结束后，总参有关部门和军区分别向海灯法师和他的高徒赠匾致谢。

    全军侦察兵武术集训结束了，我们也圆满完成了宣传报道任务。在这期间，我们编辑发行《侦察武术》报5期；在各种报刊发表文章16篇。其中，我与同事李继群撰写的长篇通讯“海灯法师趣闻”，被海内外许多报刊杂志转载，引起了很大反响。

    现摘录如下：

    海灯法师趣闻

    充满传奇色彩的海灯法师，身怀少林绝技，名扬四海。85年12月，他偕高徒范应莲，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到达纽约，参加大型纪录片《少林海灯法师》在美国的首次放映仪式。所到之处，当地群众都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人们都争相目睹法师的丰采，出现了万人空巷。今年五月，海灯法师应总参之聘，来到泉城济南，出任全军侦察兵武术集训总指导，这位引人注目的出家人，每到一处都留下一串有趣的故事。

    美国摆擂台

    1985年12月20日，海灯法师抵达美国，参加纪录片《少林海灯法师》的首映式。

    海灯一下飞机，就被一群早巳迎候在机场里的华侨和媒体团团围住。他们偷偷提出：“法师，国外盛传少林武术的正宗已不在中国，现在您老人家来了，一定亮亮真功夫，让外国人看看什么是少林的正宗武术……”海灯被华侨的爱国热情感动了，他对门徒范应莲说：“少林正宗，非我莫属。应借此时机，表演一番，以正视听。”“对，师父，我们应当亮出少林技艺，为国争光。”范应莲感慨地回答说。于是他们决定在美国摆擂献艺，以振华夏之威。

    12月29日晚，美国旧金山寒风凛冽，雨雪纷飞。可华埠新声戏院门前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海灯的高徒范应莲先后登台表演了少林单刀、排打功，赢得了观众的一阵阵狂欢。观众兴奋之余，觉得还不过瘾，强烈要求海灯法师也显露高招。在侨胞和美国朋友的再三请求下，海灯法师盛情难却，亲自登场表演了：徒手对三节棍。上场前，海灯法师却一再嘱咐范应莲，“你要狠打。”果然，对打开始后，只见范应莲的三节棍呼呼生风，雨点般直落法师身上。不料正来劲时，只听“嚓”的一声，三节棍的最后一节，被法师一挡，断成两节了。这三节棍本是从纽约华埠龙行拳协会借来的，自然是上等杂木的优质兵器。于是，表演结束后，法师提出要赔偿损失，可龙行拳协会的黄责人却以感激的口吻说：“法师力大无比，那三节棍是您留给我们的最好纪念品，我们视为无价之宝，已经珍藏起来了！”

    “活佛”从天降

    今年5月13日，被称为“活佛”的海灯法师，乘飞机抵达济南，受到了部队首长的亲切会见和热烈欢迎。当地的报纸、电台都做了报道，消息传开，在济南引起不小的轰动。当海灯法师携同门徒李兴友，出现在泉城大明湖公园时，被一位游人一眼认了出来，他惊奇地喊：“快看，电影里的活佛来了。”闻讯周围的人呼啦啦围了上来，争相目睹“活神仙”的驾到。看到海灯法师精神饱满，两眼炯炯闪光，走起路来如此矫健，有人竟疑惑地说：“这是海灯法师吗？怎么比电影里还年轻，一点也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当大家确认眼前的大师，就是海灯时，公园里手持相机的人，都悄悄地把镜头对准了法师。有几个胸前挂着校徽的男女大学生，缠着法师非要合影留念，但法师不善与人合影，更信守不与女人接触的寺规，婉言推辞了大家的请求，但众人仍不肯离去。李兴友见师父被围得严严实实，挡住了去路，急得直挠头。幸好有位中年学者走上前，对围观的人说：“今天能在此地见到法师，就算平生有幸了，大家不要过份为难大师，误了他老人家赶路。”这一劝说，人们才闪出一条道来。正当法师向前走时，一个小伙子，急切地赶来，站在海灯法师面前，虔诚地鞠了个躬说：“请大师收我为徒，我要学少林武功。”海灯法师忙问：“年轻人为何要学武？”小伙子便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法师。原来，那年轻人是工厂的采购员，为了在出差途中不受别人欺负，便想学点武术，以便对付别人。法师听后答道：“现在国家太平，且有国法，应该好好工作才是……”一席话说得那小伙子口服心悦，点头称是。

    惊煞同路人

    五月，泰山，游人如潮。通往泰山极顶的途中，那些年轻的姑娘、小伙子们，虽然手里都拄着根拐棍，但也累得气喘吁吁，三步一停地挪动着双腿。这时，从人群后面走上来一位身着金刚衫的老人，竟迈着轻快的步子，捷足先登，越过一个个游人，渐渐远去……人们怔怔地望着老人如同小跑般地登上了中天门，便也来了精神，好奇地追赶起那位老人来。

    人们还不晓得，那位老人就是前来游览泰山的海灯法师。只见海灯越过碧霞祠，又直奔玉皇顶，就连部队派来的随同人员也感到惊讶，年已八十六岁的海灯法师，竟一鼓作气，如此轻松地登上了极顶。站在山顶，放眼望去，山间蒙雾缭绕，宛如一条白色的纱带，飘浮、游动着。连绵起伏的山峦上，葱葱的山林，组成一片绿色的海洋。看到眼前美不胜收的景色，海灯法师感慨万千，继尔吟诗道：

    踏遍中原千万山，心雄不畏上青天。

    归来谢客缘何事？为写拳经七十年。

    过了好长时间，后面的游客才大汗淋漓地赶了上来。当大家知道了眼前的老人就是海灯时，都围上去惊赞地说：“果真名不虚传，手不扶杖，竟能登上极顶，赛过年轻人。”这时，海灯的徒弟李兴友介绍说：“师父虽已年高，身体却很结实，记忆力也很好，现在还能背诵三千多首古诗。在美国时，老人家还遨游了‘宇宙太空’哇！”

    今年元月四日，出访美国的海灯法师，在参观纽约迪士尼乐园时，发现该乐园有一以惊险闻名的“遨游宇宙太空”游戏。由于这个游戏是在高空高速中进行，所以，美国政-府明文规定：年过五十五周岁以上的老人及患心脏病、高血压的病人，一律不准参加。对这种神秘而又冒险的游戏，法师虽已耄耋之年，仍饶有兴趣地决定去试一试。他精神抖擞，迈着坚实的步伐来到游戏场门口，守门员竟没有看出这是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让法师“混”了进去。当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靳敬一发现他时，飞行器已急速开动起来。此时的海灯法师双目微闭，双手合在胸前，泰然自若地深吸了一口气。随着马达的阵阵轰鸣，飞行器迅速把人们送进了“太空”。天空深邃，皓月高悬，繁星璀璨。这里的一切，令人产生一种恐怖感。变幻莫测的飞行器时而腾云盘旋，时而驾雾翻飞，还不时发出阵阵刺耳的怪叫，令人毛骨悚然，大有夜半临深渊之感。这一切，下面观看得清清楚楚，把靳团长急得直嚷：法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交代呀！围观的群众得知“遨游太空”人中，还有一位八十六岁的老翁时，都睁大眼睛，久久仰望着“太空”中的飞行器。

    四十五分钟过去了，飞行器返回地面。当人们看到海灯法师神采奕奕，若无其事地出现在舱门口时，欢呼着簇拥上去，询问法师“遨游太空”的感受。法师笑道：“全仗少林气功，平安无事。”一个中年美国人拉着法师的手，兴奋地说：“顶好，中国气功。”

    这次，海灯法师登泰山，仍觉得轻松自若，毫无倦容。看到海灯法师虽已年高，却耳聪目明，精力旺盛，有位六十岁左右的老人，走到法师身边，轻声问道：“大师，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有什么秘诀吗？”海灯转眼望着身旁那位体态微胖的老头，随口答道：“香味颓高志，色声丧躯龄，远之易为士，近之难为情。”

    海灯在军营

    海灯法师出任全军侦察兵武术训练总指导，来到了部队。集训队领导考虑到法师年迈，又远道而来，便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张舒适、松软的棕垫床说说。他的徒弟李兴友看了后，笑着说：“老人家六十年从不卧床，也从不盖棉被、穿棉衣，一年四季，始终穿两件单衫衣，晚上都是面壁而坐，夜以达旦。”无奈，队里只好让人搬了两张沙发，供法师休息和练功。现在他仍然每天晚上从12点打坐到凌晨3点，然后下床练功。

    海灯法师生活上十分节俭，每次吃饭时，公务员端上的四、五个菜，他也只吃其中的一个菜，其它的又让公务员端回去，分给别人吃。他每顿饭能吃一个馒头，喝一碗稀饭，就连饭后留在碗里的饭渣，他也用开水漱净饮尽。有时，吃剩的咸菜，他还用纸包起来，留做下顿再吃。公务员不解地问他为何如此节约，法师和蔼地说：“浪费是一种罪过，节约方是美德。”

    为了调剂海灯法师的口味，部队领导从街上买回了香蕉、奶粉送给法师。而他却把这些食物分给了周围的战士。大家不好意思吃，又给法师送了回去，法师解释说：“老衲从没有吃零食的习惯。”

    有海灯法师做总指导，参加训练的侦察兵如虎添翼。训练场上，都兴致勃勃地挥拳、舞棍，这下可让那些勤杂人员眼馋极了。他们人人摩拳擦掌，想学一手武功，但各自都有工作要干。法师见这些同志每天都很辛苦地忙活，习武的兴趣还这么高，就每天利用自己饭后的休息时间，教全队二十多名勤杂人员练习武术。使小伙子们很快就掌握了梅花桩精拳和八法锤。看到学员们的进步，海灯法师高兴地作了一首诗：

    闻道边疆吹战尘，我亦欲现将军身。

    青萍磨得寒光闪，宏愿更超旭日升。

    上国衣冠誓不改，中原豪俊岂沉沦。

    金刚一怒驱强寇，展望河山指日新。

    （原载江苏南京《风流一代》1986年第12期）

    E、阎司令给我介绍对象

    从全军侦察兵武术集训队回来没几天，我们师政治部就接到了山东省军区发来的商调函。原来，我刚当兵时的那个团有个文茂林干事（现任某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湖南人，后来调到军组织处。我们军在精简整编中撤销后，他调到了山东省军区组织处。有一次，他到我们师来办事见到了我，就问我：“想不想调到山东省军区去？”我说：“好啊！济南是省会城市，再说，离我老家也很近。”说完这话，其实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因为，跨军调动是很难的。真没想到，几个月后这事竟然办成了。当组织征求我意见时，我“旗帜鲜明”地表示愿意到省军区去。师政治部领导感到我在这里干得还不错，提前一年半为我晋升为副连职。就这样，没费啥事，1986年8月初，我就顺利地调到了山东省军区司令部直工处任宣传干事。

    刚到直工处任职半个月，有一天，我与分管战士考学的杜万枫干事聊天，无意中听他说，这两天连续收到6份女战士考入军校的通知书，都是直属单位有线连的。听了这个消息，我感到很有新闻价值。为什么他们连有这么多战士考入军校？而且，还都是女战士？于是，我打电话进行了采访。“兵贵神速”，于是，我连夜写成稿子发往报社，不久，8月27日的军区《前卫报》和9月19日的《解放军报》都在重要位置发表了。我也因此受到了处领导和同事们的称赞。

    山东省军区属于正军职机关，相对于基层来说，年轻干部比较少，特别是还没找对象的干部就更少了，所以，我们几个快乐的单身汉，就成了“香饽饽”。调到省军区后，给我介绍对象的很多，有省博物馆的、省水利厅的、千佛山医院的、工商银行的，还有一对在省团委工作的孪生姊妹。那时，我的理想是找一位军人，可如果不去见又碍于介绍人的面子，所以，这些人多数只见过一面。工商银行的这位，因家在省军区，爸爸曾是政治部的部门领导，她自己又在空军当过4年兵，所以，多见了几次面。总的感觉此人不论家庭，还是本人条件都不错，但我遗憾的是不是部队军官，不得不忍痛割爱。

    有一天，处长焦希方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现在谈着对象没有？我说，刚来新单位还没顾上呢。焦处长就对我说，省军区阎琢司令（后晋升为南京军区司令）想给你介绍个对象，也是你们老首长的孩子，现在军区某医院任护士。听了这话，我心里当然很高兴，阎司令能给我介绍对象，说明我调来后给首长留下了好印象。可是，过了半月这事又没动静了。事后，我才知道，阎司令让焦处长查阅我的档案，发现我没有大学文凭，此事也就不了了之。过去，我认为只要提了干就万事大吉了，没想到原来文凭还这么重要！

    此事过去不久，在军区军医学校任区队长的老乡李玉莲，又给我介绍了一位军区某医院的护士，家是德州的。听了情况后，我感到还行：一是部队干部符合我当时的想法；二是家在德州市是老乡。今后不管是在济南工作，或者回德州都没问题。双方第一次见而后，都感到各方面条件不错。可后来又见了几次面后，女孩说啥也不同意了，被人甩的滋味真得很难受。

    恋爱时不懂爱情。心情沮丧到了极点，我又一次尝到了失恋的苦果。山东省军区司令部直工处分管直属单位，因为没有编制专职新闻干事，所以，我任的宣传干事啥事都干。警卫连连长探家，我去代理了一个月的连长。正在我因失恋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焦处长又让我到千佛山脚下的维护队代理指导员。到下面代职确实能得到锻炼，但条件比机关艰苦，生活也没机关舒服。常言说：“带兵如带虎”，一个连队生龙活虎一百多号人，不能出任何问题，真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在忙乱的生活中，使我的情绪就更加低落，精神压抑得快崩溃了。

    有一天，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我感到发泄情绪的机会来了，没带任何雨具就走到室外，任凭雨水浇灌，不紧不慢地向千佛山走去。边走我边背诵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烧。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我的这一举动，引起很多人的不解。有人说：“这人有病！”还有的说：“这人肯定受到剌激了，精神有问题。”对于这些我毫不理会，仍然旁若无人地高声朗诵着。

    爬上千佛山后，雨仍在不停地下着。我没有停留，还是不紧不慢地往回走。这时，我又开始背诵高尔基的散文《海燕》：

    “在苍茫的大海上，风聚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

    一会儿翅膀碰着海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云霄，它叫喊着，——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到了欢乐。

    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感到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这是勇敢的海燕，在闪电之间，在怒吼的大海上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这惊人的举动，让维护队的战士们大吃一惊。当我走回住处，通讯员看我浑身上下全是雨水，很不理解地说：“指导员，你怎么了？”我说：“没事，我就是想痛快痛快！”

    这一举动让我的心里确实痛快了，但身体出了问题，致使一连几天高烧不退。大家都要我去住院，可我说啥也不去。

    输了几天液后，身体基本恢复。我的问题也想明白了：对任何事情不能太强求，包括婚姻问题。原来，我一心想找一个漂亮的女军人，可女军人凡是能当兵，又能提干的，一般家庭都比较优越，况且，高干子女众多。自己出身农村，家里姊妹又多，对“她们”而言没有任何优势。再说了，女人的漂亮，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女军人年轻时穿着军装很醒目、很精神，但多数人都干不长，等到年龄大了，还要面临转业。还是现实一点好，一切顺其自然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

    “包袱”卸掉了，精神上也就轻松了。正在这时，我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信中说，你大妹结婚了，你二弟早到了说媳妇的年龄。可就是一时订不下来。父母看到和他一样大的都娶上了媳妇，非常着急。没有办法，父母决定倾其所有盖一处好房，也许那样就好说媳妇了。不然，他要是解决不了，你三弟、四弟眼看着长大了，那就麻烦了。信的最后说，家里还缺钱和打地基的石头。

    看家里的来信，我心里酸酸的。作为家里的老大，自己虽然提干，可还是没有给家里带来荣耀和富足。到了我为家里出点力的时候了。于是，我和维护队的黄祖海队长商量后，利用部队的“大解放”，在济南采石场买了两车石头，带着借的300元钱跟车回家了。

    父母看我带着几个军人为家里拉来了石头和带回来的钱，非常高兴，感到总算没有让外人看了笑话，为家里争了气。可我看到还没有长大成人，就辍学在家里干农活的三弟祖刚、二妹倩倩，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内心充满了愧疚和自责！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我就把我的三弟祖刚弄到济南军分区当兵了。

    在维护队代理指导员快结束时，有一天我到市区办事，在青龙桥正好碰到了原来见过几次面、工商银行的那位女孩。她告诉我，她要到山东银行学校上学了，并给了我今后的联系方式。就这样，我们断了线的“风筝”，此后又接上了。

    泰戈尔说过，爱；是理解的别名。我还记得著名女作家张爱玲曾说过，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

第七章 一鸣惊人

    A、处女作电视剧《女兵交响曲》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由香港拍摄的两部电视剧，曾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造成了万人空巷。一部是《上海滩》；另一部是《霍元甲》。这两部电视剧跌宕起伏的故事、扣人心弦的情节、悬念丛生的结构，令人至今难忘。在大家都在称赞男女主角周润发、赵雅芝和黄元申、米雪精湛绝伦的演技的时候，我却更钦佩这两部电视剧的编剧。

    常言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是编剧们构思了故事、设置了悬念、安排了情节、编写了对白，为演员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也就是在那时，我就有了一个天真大胆的想法：今后我也要创作电视剧，让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华人，在茶余饭后围坐在电视机旁收看我写的电视剧。

    人生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机遇与挑战，以何种态度去面对它们，对事态的发展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一件似乎无望的事情，悲观者只会看到凄凉，而乐观者却能发现另外的机会。

    梦想是起点，有行动才能让梦想起飞，到达终点。

    在青岛当兵时，我在《青岛日报》上读到一篇介绍一位残疾人的文章，讲述了主人公身残志坚，经过不懈的努力创作出一部名叫《家风》的电视剧本，被天津电视台拍摄成电视剧的事迹。根据文章提供的线索，我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位作者，详细了解了剧本的创作经过。得知这个被拍摄的剧本，是他经历了无数次退稿后，不断地修改创作被采用的。他那种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在潍坊当兵时，我看到《大众日报》上介绍了隶属潍坊的昌邑县一个农民，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创作了一部反映农村义务教育的电视剧本，被山东东电视台拍摄成了电视剧。我又利用星期天到昌邑县农村，找到了这个农民作者，了解到他在吃饭都成问题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创作，终于取得了成功。调到济南后，我听说原某军坦克团政治处毛干事转业到省《戏剧丛刊》杂志社后，创作了电视剧本《三杯酒》，被山东电视台拍摄播出后，引起了好评。我多次找到毛干事，虚心向他请教电视剧的创作经验。

    有一篇介绍方义华的报告文学（电影《月亮湾的笑声》的编剧），说他曾经是一位退伍战士，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在创作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使我深受感动。我把这篇文章认认真真地抄在日记本上，以此来鼓励自己。

    电视剧是一门家庭艺术。好看，故事性强，才能吸引人观看，才能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在不断地积累后，我的创作冲动愈加强烈。

    省军区直工处分管的有线连是一个男女混编连队。处于青春萌动期的青年男女，在一起工作、学习和生活，常常发生一些让人预想不到的故事。于是，我通过大量的了解采访后，创作了第一部电视剧处女作《女兵交响曲》。在经过了反复的修改后，我寄给了山东电视台、河北电视台、天津电视台等拍摄单位。没过多久，收到的全是打印好的退稿信。

    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我感到自己简直是天真可笑，电视剧那是一般的人可以驾驭得了的吗？

    B、魂牵梦绕沂蒙山

    1987年的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随省军区领导去了一趟沂蒙山区。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唱“沂蒙山小调”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好看，风吹那个草低哎，见牛羊。高粱那个红来哎，豆花香，万担那个谷子哎，堆满场。咱们的共产党哎，领导好，沂蒙山的人民哎，喜洋洋。”

    这首歌曲，据说诞生的背景是这样的：1940年初，正值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沂蒙抗日根据地建立不久，日寇经常“扫荡”，以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为首的顽固派也时常破坏抗日根据地。他们利用当地反动势力——黄沙会，与我抗日军民对抗。为扫除抗日障碍，我费东工委和行署，向黄沙会会员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教育工作，但由于反动派的严密控制，都未能奏效。最终，我军不得不决定使用武力解决。当时抗大一分校文工团的任务就是以文艺宣传为武器，积极配合这一行动，全团一面在前线开展对敌人的政治攻势，一面深入到黄沙会最盛行的沙沟峪、马头崖等地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教育，同时搜集创作素材。《沂蒙山小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上白石屋村一间简阻的民房里创作出来的。歌曲一经传出，就以其通俗、易懂、生动的歌词，美妙动听的曲调，很快传遍了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渤海各抗日根据地，受到了广大军民的普遍喜爱。以后又流传到华北、东北各抗日根据地。1964年，华东地区举行民歌会演时，韦友芹用她那甜润的歌喉，演唱了《沂蒙山小调》，受到陈毅和其他中央首长的称赞，后被录制成唱片，又一次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我也是被这首歌曲的优美旋律和那诗意的歌词所深深陶醉，一唱起来，就神采飞扬。

    可是，当我真正来到沂蒙山，从沂水、蒙阴、沂源到沂南、费县，一路上的景象，却使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

    小雨渐渐沥沥地下着，连绵起伏的沂蒙山笼罩在一片淡淡的烟雾中。在这片染血的土地上，散布着一个个孤零零的小村落，一个个地道的用石头砌成的“封闭山国”。眼前，一座座用石块垒成的阴暗潮湿的草屋；一个个打满铜子的水瓮、瓦罐；一张张铺着破席的土炕；一块块碎布凑成的被子；苦涩的糊糊、用地瓜干做成的煎饼……

    呵，沂蒙山，魂牵梦绕的革命老区……

    四十年前，我军高级将领陈毅、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同志曾在这里指挥过著名的孙祖战役、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这里低矮的草房、普通的石桌、石凳，都铭刻着千古流芳的壮丽诗篇。

    这是一个久为传颂的故事。京剧《红嫂》、舞剧《沂蒙颂》说的是一位大嫂用乳汁救活八路军伤员的事。戏剧中那个红嫂的生活原型名叫祖秀莲。

    当我们去见这位英雄妈妈时，她已去世一年多了。我听到的只是人们告诉我的她生前留下的红嫂故事的续篇。

    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故事了，一位青年汉子用扁担挑着铺盖卷，在沂蒙山走村串户，一双力穿山石的眸子喷射着思念的火焰，每到一家他就问：“你见到俺娘了吗？”

    这位青年汉子就是当年被祖秀莲救活的八路军伤员郭武士。解放后，上级把郭武士安排在他的家乡——山西省太原市的一个领导岗位上工作。然而，他却辞去了职务，告别了父老乡亲，踏上了寻母的旅途。

    从山西到山东，路途遥遥，郭武士凭着参军后练就的“铁脚板”，不知翻过了多少座山，也不知涉过了多少条河，凭着当时的记忆，终于在第三个年头的春天，在沂南县院东头乡桃颗子村找到了日夜盼望的“母亲”。

    这时的祖秀莲己失去老伴多年，一个儿子也早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几年来，这位被世人传颂的老妈妈，只身过着清苦的生活。此时此刻，郭武士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扑通”一声脆倒在祖秀莲的面前，泪水沾湿了母亲的衣襟。那郁积在心头多年的思念之火一下喷射出来：“娘！娘！我终于找到您了……”

    一时间，祖秀莲昏花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她仔细地听着那似在遥远梦中的喊声，用衣襟擦了擦双眼，哦，认出来了，是他，是那个在自己家中养了个把月伤的小郭子。

    郭武士望着祖秀莲，见大娘老了，瘦了，心里阵阵辛酸：“娘，俺来晚了，让您老人家受苦了……”

    从此，这位妈妈的东墙边又盖起一间新茅屋。在这间狭小的屋里郭武士娶了亲，成了家，生下了沂蒙山的后代。

    从此，郭武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这位沂蒙山母亲朝夕相伴，直到送老人走完人生的最后路程。使郭武士遗憾的是，就是这位用奶水把他救活的母亲，直到临终时，照片也没留下一张；县城也没去过一次，甚至连白面馍馍也没吃上，就带着对“红五星”的美好记忆，带着对新生活的无限向往，去了。

    这是怎样的母亲啊，她们奉献于革命的极多，要求于人间的却是那样微薄。

    郭武士自感心中有愧。虽然这位放弃高宫、放弃优越城市生活的战士，在这不通电、不通水的山沟里；在这一家人只有4.7分的薄地里尽了心、尽了力、尽了对母亲的一腔赤子之情。

    那一天，我来到“红嫂”的墓地，那是一个农村常见的坟头，土家上长满了杂草，没有花圈、没有丰碑，只有一棵山里红长得格外茂盛。晶莹的露珠，从枝叶上滴下如深情的泪水，一滴一滴……

    我失声痛哭了。

    良久，我按沂蒙山传统的方式，在坟前磕了3个响头，掬起一捧黄土洒在坟上，缓缓地站起来，以军人特有的神圣，默默伫立3分钟。然后，慢慢地举起右手，为九泉下的“红嫂”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在沂蒙山区的日子，我有幸见到了一位活着的“红嫂”，她叫赵传春。

    赵传春，1938年入党，是一位出色的地下交通员，日寇曾多次出金条捉拿她。在1942年的一次反“扫荡”中，赵传春抱着3个月的婴儿躲进山里，夜深回家时在路上发现了一个血流满面的八路军伤员。怎么办？一边是亲生的婴儿，一边是生命垂危的战士，母亲的心在作着痛苦的抉择。最终她噙着泪水将婴儿放在山洞，用草盖好，毅然背起伤员踏上了归家的山路。未走几步，身后传来了婴儿哇哇的哭声。被哭声惊醒的伤员猛地从她身上溜下来，说什么也不肯再走。“快走吧，孩子等会我再回来抱。”赵传春催促着，她咬紧牙关吃力地把伤员重又背在身上回到家，精心地给伤员包扎好伤口。把一切处理要当后，她匆匆返回山洞里找到孩子时，这个来到人间才3个多月的婴儿，腹部被日本兵挑了4刀，细小的肠子嘟噜在外面，血流一地。顿时，赵传春如五雷轰顶，一下子晕倒在地上。

    不知过了多少时辰，醒来的赵传春脱下上衣，把孩子紧紧地包起来抱在怀中，泪水刷刷地流个不停。此刻，她不能放声大哭，山洞外有日军在游动。她的上牙深深地扎进下唇里，吐出一口口鲜血。她抱着孩子来到一个碎石岗上，双手拼命扒出一个坑，把孩子小心地放下去，用手埋好，作好记号，这才昏昏沉沉地走回家中。

    伤员见双眼红肿的赵传春只身回来，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抽泣着，口中喃喃地重复一句话：“你不该把孩子留下，留下的该是我呀！”

    赵传春这时反倒没有了眼泪，话语异常平静：“你养好了伤能打鬼子，他还是个孩子，能干啥？”

    “再小也是命啊！”伤员抽泣着说：“大哥回来，你怎么向他交待？”

    “他？”赵传春哽咽：“孩子没出世他就让鬼子给打死了。”

    “……”伤员张了张嘴，再没说什么。

    二十多天以后，伤员养好伤，要去追赶部队，临行前，眼里闪着泪花，从衣袋里掏出一枚军功章递给赵传春。“没有别的送你，这枚军功章是我用生命换来的，送你作定亲物吧！”

    “胡说啥？”赵传春愣了。

    “不是胡说，这是我的真心话。”

    “是因为俺救了你，想报恩？那你就狠狠打鬼子吧！”

    “咋？你看不上我？”伤员呆呆地望着她。

    “不！是俺自己配不上你。”赵传春摇摇头。

    “别说了，等着我！”伤员上前紧紧握住赵传春的手，泪流满面……

    赵传春泪水涟涟送走了南下的伤员。从此，她夜思梦想，等啊，等啊，山茶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她从27岁一直等到了67岁，整整40年啊！伤员仍没回来。

    1955年8月的一天，赵传春突然接到一张200元的汇款单，没有汇址，她想一定是他寄来的，因为她外面没有任何亲人。赵传春说：“他一定很忙，不然怎么连他的地址也忘了写，等他忙完了国家大事，一定会回来的。”她把钱取出来，跟那枚军功章一块放在枕头底下，一分一文都舍不得花。

    1979年的秋季，村里遭了旱灾，赵传春的2.3分地里颗粒无收，眼看着断粮。一个漆黑的夜晚，她到已故丈夫的坟头上痛哭了一场，用铁锹扒出坟上的砖，换成了粮食。

    直到今天，这位为革命献出了丈夫和儿子的老妈妈，一个人仍孤独度日，她该有多少向人倾诉的苦衷啊！

    她思念亲人。她每天带着那枚军功章和200元钱，呆呆地站在村口，她还在盼，盼，盼……

    她渴念着火红的生活。

    也许是因为“红嫂”的缘故，下面所讲的几位老汉，人们曾给他们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红哥”。

    初次见到吕占瑞，他的形象使我一下子想起了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在他的人生旅途中，的确也有一段带有浪漫色彩的经历。1942年参军，1945年提为连长，他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作战……一直打到海南岛的鱼鳞港。鱼鳞港就是人们传说中的天涯海角啊！十年征战弹痕累累，就连朝鲜战场上也留下了他保家卫国的足迹。从朝鲜回国后，吕占瑞感到无仗可打了，自己又认不了几个字，不是当官的料，便辞去职务，带着一大包军功章回到了沂蒙山。

    30多年过去了，这位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住的还是老人遗留下来的草房，吃的还是硬梆梆的煎饼。如今，他那受伤的腿已吃不住多少力了，但还要终日劳碌。老伴死得早，他拉扯着两个儿子长大成人，儿子又都是光棍汉。

    我去见他时，豆大的油灯下，一家老少三条光棍躺在炕上，盖着一床被子，正讲着那打鬼子的故事……

    告别吕占瑞老汉，由村支书引路，我来到李得老汉的家。一进门，头一下撞在上面的门框上。正在吃饭的李得忙把我扶进屋，说：“你看这是怎么说的，你们城里人不习惯……”

    我们进屋坐定后李得继续用饭，用他仅剩下的3颗牙嚼着地瓜干摊的硬梆梆的煎饼。嚼的是那样费力，那样艰难，一时间也嚼碎了我少年的梦。哦，沂蒙山，撩人情怀的山；沂水河，撩人情思的河……

    此刻，我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一顿饭曾吃20张煎饼，一下背起一个大个子伤员、两支步枪、4颗手榴弹、一颗大地雷，加起来200多斤的李得吗？无情的岁月已使这位一米八二的巨人身躯佝偻起来，极难想像他年轻时的英姿。我掏出一颗带嘴的香烟递过去，李得摆摆手，没接。他拿出长烟袋吸起来，刚吸了几口就剧烈地咳嗽。

    “什么烟，这么呛？”我奇怪地问。

    “树叶。”支书低声说。

    “庄户人不讲究。”李得老汉像是听到了支书的话。

    谈起现在的生活，李得老汉告诉我：“好哇，好哇，托党的福。现在没有鬼子糟害，没有国民党压迫，再也不用‘跑反’了，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他真诚地作答。

    “还吃地瓜干？”我问。

    “这就不错了，前几年老吃国家救济粮，也把国家拖累得不轻啊！”李得负疚地说。

    李得是沂蒙山著名的民兵战斗模范。他救护八路军伤员的事，曾被传为佳话。那是在三十多年前的鲁南战役中，他冒着生命危险，接连从战场上背下3名女伤员，一个个背回家，熬药喂饭；天亮了，再一个个背进山洞，隐藏起来。敌人3次“围剿”，4次“扫荡”都没能找到这3位女伤员。其中一位患重病的女伤员，他整整护理了3年。3年啊！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该有多少风风雨雨啊！

    李得有3个儿子，因娶不上媳妇都先后去东北，在那里安了家。李得和老伴都是70多岁的人了，还要披着太阳、顶着星光，耕耘播种。儿子来信让他们去东北，他说：“这里每个山头上，都有共产党的骨头，共产党的血，俺舍不得！”

    话说得很坚决。

    沂蒙山人呵！有人说你是挂满勋章的乞丐。是这样吗？你们有的是勋章，可你们从来没有乞讨过。你们有功于革命，有功于人民，却从不居功自傲。你们痴情于自己的土地，你们博大的胸襟只有奉献！

    我来到沂水县的云头峪村采访的时候，是一个上午。村里静情悄看不到一个人。一支歌儿顺风飘来：

    “俺的家靠山坡呀，

    八路常从俺这儿过。

    爸爸下山去挑水，

    我到山上拾柴禾。

    拾柴禾呀拾柴禾，

    给俺的亲人烧水喝。”

    唱歌的是一位十多岁的小姑娘。她身背柴筐，正和几个小朋友向这边走来。我急忙迎上去。

    “你们村的人呢？”

    “下山挑水去了。”她爽快地说。

    “到山下什么地方？”

    “好远哪！”她指指山下说：“你看，上来了。”

    光秃秃的山坡泛着黄色，一条隐隐约约的羊肠小路从山底搭到山顶，一支由老人、小孩提着水罐，小伙子、大姑娘挑着水桶的队伍在艰难地攀登。没有嬉笑，没有欢颜，只是默默地缓缓地走着。

    云头峪曾是“星星之火”的发源地。山东省委机关曾设在这里。1939年1月1日，《大众日报》也是在这个村子里诞生的。我在低矮的草房里找到了当年报社的房东陈中芳大娘，她给我讲述了三十多年来这里盼水的故事。

    水源奇缺的云头峪，近三十多年里，全村有250多人为挑水而摔死摔伤。这里流传着“云头云头吃水愁，一天一担水等到落日头”的歌谣。在云头峪一瓢水要派4次用场：先洗菜，再洗脸，然后洗衣，最后拌猪食。

    云头峪人走亲戚，肩上担子一头挑馒头，一头挑着水；就连小学生上学也不忘给老师灌一瓶凉水，因为老师没有时间下山挑水。

    一位战争年代腿部负伤的70多岁的老人，用水全靠村里年轻人救济，时间久了，老人内心不安，以后洗脸时，便先点着一堆柴禾，自己坐在边上烤，等脸上烤出汗来，用毛巾擦一擦就算完事。

    1982年8月的一天，这里一户人家不慎失火，因没有水救，火势不断蔓延，全村人眼睁睁看着20多间房被烧光。

    1983年农历8月15日，村里人张兴泉的两个十多岁的女儿张国华和张国英，眼看着家里断了水，生病的父亲又不能去挑，为了过好中秋节，两人偷偷到山上的水库去提水，姐姐国华不慎落水，妹妹国英上前去搭救，结果双双坠入库底。母亲听到噩耗，精神崩溃了。她一路喊着，叫着，跌跌撞撞地跑到水库边，纵身跳入库中去捞女儿，从此，再也没有上来。中秋之夜，张兴泉病卧床榻，面对孤灯，泪哭干了，心哭碎了。

    为了解决水的问题，沂蒙人民尽了极大的努力。解放以来，他们集资10多万元，打了百多眼井，无奈都是干窟窿。

    10多万元，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一个演员偷税漏税补交的税款也许比这还要多，一个个体户的私囊也许也比这还要大。然而，对于沂蒙山人，这可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据有关部门统计：沂蒙山区每个县人均年收入150元以下的就有120万人，占6个县总人口的27.9%，其中年收入50元以下的有23万人。

    50元呀！是一条烟？一瓶酒？是小孩的一个玩具？是姑娘的一件衣衫？……

    水，沂蒙山人朝思暮想的水呵，他们挤出微薄的收入打出一眼眼枯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依旧与水无缘。整个沂蒙山仍有35%的人，生活在干渴之中。

    有人说，沂蒙山人是不知流泪的民众。是啊！多少年了，沂蒙山的人民把血洒向蒙山，把泪抛向了沂河，血贫缺了，泪干涸了，他们依然盼望着，盼望着清凉甘美的生命之水。这仅仅是生存的本能使然吗？沂蒙山人民在战争年月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在向新生活进军中也不会弯下铁一般的脊梁。他们在向贫困宣战！

    然而，他们又多么需要帮助和支持啊，像当年他们支援革命那样。

    1984年冬，村支书突然想起了陈毅元帅。那是40年前的事了：那年杨支书在河滩上收瓜，一个八路军小鬼到河边饮马。他给了小鬼一个瓜，谁知过了不久，小鬼又把瓜送回来，说首长把他好一顿批。他问首长是谁，小鬼说是陈毅。他一听急忙挑了几个好瓜，跟小鬼一块到了陈毅司令部。陈老总抓着他的胳膊说：“老乡哟，咱们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占你的便宜。”说着他拿出一块银元递给他。他不接，说：“你们为了我们过好日了，命都豁上了，这几个瓜算什么？”陈老总硬塞给他：“拿着，留个纪念吧？！今后遇到什么困难拿着它去找我。不然，我可不认你哟！”

    如今，他拿出珍藏40年的那块银元紧紧地攥在手里，像攥着希望。他决定去找陈毅元帅，谈谈沂蒙山人的心里话，谈谈水……

    听说去找陈老总，全村人纷纷来凑路费。就这样他背起一摞煎饼，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城。他整整转了一天，傍晚时来到中南海的西门。警卫战士拦住了他。他不依，拿出了那块银元，说要找陈毅。战士愣了，说陈毅同志早去世了。他惊愕了，哽咽了。

    怎么可能呢？他记得真真切切。1949年7月1日，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党的生日庆祝会上，他作为沂蒙山的代表被邀上主席台，亲耳聆听了陈老总那满怀激情的讲话：“……我们在华东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可以说是沂蒙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用担架抬出来的，用小米喂出来的。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沂蒙人民！我代表全体战士感讲沂蒙父老……”陈老总说着深深地鞠了个躬。

    多么好的人哪！怎么就去了呢？他擦去眼里的泪花，说：“那么，我找粟裕将军，当年他就住在俺家里。”战士说：“粟裕将军也去世了。”他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唯有泪水刷刷而下。过了好一会儿，他鼓足勇气说：“那么，我——我……我找党……”

    警卫战士沉默了。

    他是个沂蒙后生。曾几何时，他就是穿着撑不起来的军装，离开那低矮潮湿的草房的，自然深知家乡的景况。他望着从家乡来的这位质朴、执著的老人，不由地流下了泪水。

    1987年7月12日，原济南军区政委、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上将，第四次来到沂蒙山。这里的一切他都感到格外熟悉，格外亲切，格外新鲜。

    他时而久久伫立极目远眺，时而在羊肠小路上穿行。心里骤然飘起激烈的枪声、湍急的水声、冲锋的喊杀声。他来到烈士陵园，悼念和慰藉先烈的英灵；他四处找寻，找寻那似乎淡漠了的记忆。

    在南麻战斗中。18岁的他，拎着在孟良菌战斗中从敌人手中夺来的卡宾枪，腰系6颗手榴弹，和战士们一起在枪弹的呼啸中追击敌人，不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膝下的动脉。血泉水般地涌出来。他忍受着巨痛一步一步向前爬去，血染了一片又一片。爬出3里多路，他昏迷了过去。

    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忽闪忽闪的担架上，不久又转到吱吱的独轮车上。朦朦胧胧中，他看到两个赤臂的老乡拉着车，一个清瘦的老人架着车，在急速地走着。

    独轮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敌人的飞机来了，乱扔炸弹，3位老乡不约而同地用身子护住他；每走到一个村子，3位老乡总是找些盐水为他洗伤口，找些吃的让他填肚子。

    “如果没有这3位老乡，就没有我迟浩田，我一定要报答沂蒙人民的救命之恩。”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1985年初夏，迟浩田刚刚就任济南军区政委不久，就匆匆忙忙地去偿还他三十多年的夙愿了。

    哦！哪儿是乡亲们送我的小路？

    哪儿是伤员安卧的茅棚？

    我问那冲锋的小路，

    我问那目睹厮杀峥岩的青松，

    你可曾记得，

    我这名浩荡大军中的曾通一兵。

    （引自迟浩田诗作《伟哉，孟良崮》）

    推车的大爷，您在哪里？两位拉车的大叔，你们生活得怎么样？你们可曾听到将军的述说，你们可曾看到昔日那“普通一兵”重返沂蒙的身影？此刻，他走进山麓的小村。

    他迈进一户户茅棚。身着笔挺橄榄绿军服的将军愣了：

    老人们粗糙干裂的手；

    姑娘破旧补丁的衣服；

    小伙子那呆滞的目光；

    孩子们失血的脸庞……

    这位平时开朗健谈的将军，此时一反常态，愁锁双眉，石压心头。回到济南，在寓所里他不停地踱步，是啊！作为一名执政党的党员，作为一名人民的公仆他心里不安啊！

    夜深了，济南军区党委会议室里的灯还在亮着。将军在向他的一班人讲述着沂蒙山的昨天和今天。

    撼人心魄的昨天，令人不安的现状，点燃了在场的一个个将军的心头之火，军区党委当即决定：

    抽出120台退役汽车和300匹军马支援沂蒙山建设；

    从部队库存的被装中选出35000件，为老区人民御寒；

    发动人武部和广大民兵脱贫致富；

    组织文艺队、医疗队到沂蒙山慰问服务；

    ……

    后来，笔者几次去看望首长，每次他都谈起沂蒙山。他说：“沂蒙山的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沂蒙山的乡亲使我认识了革命。作为一个人不能忘恩负义，作为一名军人、一位高级将领，更不能忘记老区人民。我要永远记住沂蒙山人，永远无愧于这片土地！”

    这就是我们的将军！这才是人民的公仆！在他的日历薄上，时刻都惦记着人民……

    在沂蒙山，人们还常提起一位将军。他，就是原工程兵副司令员胡其才。离开沂蒙山30年来，他不间断地去看望那里的人民，甚至带着妻子、儿女去看这片养育革命的土地。他的一包包东西、一份份礼品，虽然微不足道，但这是他为人民献出的又一份赤诚，时刻在温暖着人民的心。

    1985年深秋的一天，一辆普通的面包车颠簸在沂蒙山区，车子停在蒙阴县金山庄，从车理走出一位穿灰色风衣的老人，48年前他曾在这里战斗过。旧地重游，他转了一家又一家，走了一户又一户，心里很不平静。他紧紧握着一位老大娘的手，对跟随的工作人员说：“解放这么多年了，现在这里的群众吃不饱、穿不暖，中央也很不安呀！不能忘记老区的人民，忘记他们就是忘本啊！”

    当这位老人行将离开这里的时候，老大娘忙进屋拿出一包红枣，赶到门口塞到老人的怀里。老大娘姓杨，是八路军的房东。每年红枣熟了，杨大娘都洗净、晒干、包好，说是等着当年的八路军来吃，她等啊等……今天终于有机会了。老人没有推辞，神情变得更加深沉。红枣捧在手中似千斤重。他说：“我要把这包红枣带到北京，带到中南海，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看到它我就会想起沂蒙山的人民……”

    这位老人，就是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

    老区人民的状况，已经引起了中央及各级领导的重视，老区人民开始了脱贫致富的路。

    人们期待着沂蒙山区尽快以繁荣昌盛的英姿矗立人间。

    蒙山沂水，你听到了吗？

    C、迟浩田总参谋长给我敬酒

    从沂蒙山回来，我的心灵被久久地震撼着。沂蒙山，这真的是我歌中梦中的沂蒙山吗？那浪漫而诗意的生活为什么看不到？为什么那里到处写满两个大字：贫困！

    是啊，贫困，这曾经是整个时代，一个国家的真实写照。从新中国建立以后，一穷二白的现状，就不知道令多少人痛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贫穷和落后的帽子，一定要赶上世界先进国家！

    为了脱“贫”，我们毅然选择了苏联老大哥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家将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这一发展经济的战略当然没有错。但那种以大城市为中心，以牺牲农村作为代价的片面做法，至今还存在着争议。中国真的一定要学习苏联的模式吗？中国的革命既然不是和苏联那样靠夺取大城市而获得成功？甚至恰恰相反，中国正是痛定思痛，放弃了苏联模式，而选择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思想，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做法，才一举取得了成功。那么，中国的经济建设，为什么一定要走苏联的路子？

    只可惜，这么简单的问题，当时却没有人去思考。中国还是选择了走工业化、大城市化的经济发展道路，计划经济的思维如同一条条看不见的绳索，束缚住了人们的创造精神，也僵化了活力。

    数以亿万计的农民在这场经济建设的国家大战略中开始被抛弃，被边缘化，被遗弃在时代背后。

    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方针的确定，尽管常被人提起与小岗村的十九位村民紧密相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被认为是释放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一项大胆的制度改革。

    但毕竟，城市才是这场改革的中心所在，城里人才是这场惊天动地的事业的主要角色，工人领导农民，从革命年代一直到经济建设年代，这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也不会变。

    改革大潮令古老的神州大地焕发出了新的生机，然而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亿万农民在承受怎样的“阵痛”。

    千百年来，他们和祖祖辈辈一样，已经习惯了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一成不变的固定生活方式。

    骤然之间，要他们离开血脉相连的土地，离开生养育自己的故乡，到陌生的外面世界去闯“市场”、“下海”，他们怎么能不产生迷茫、疑惑，怎么能不彷徨？

    然而这恐惧、这疑惑、这彷徨，却遭到了无情的嘲笑。井冈山、太行山、沂蒙山……一个个写满沧桑与辉煌，用鲜血在新中国的创立之路上写下自己忠诚的革命老区、红色土地，却得到了新的雅号：

    “挂满勋章的乞丐！”

    这只有诗人才能写出来的句子，字里行间却透露了社会对他们无情的嘲讽：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要将那些老掉牙的历史翻出来，还要翻开发黄的功劳簿，以期换来有限的同情和可怜的救济！

    然而，写下这诗句的人们错了！那些讽刺和嘲笑，嘴边露出神秘的优越感的人们都错了！

    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需要救助、需要同情的群体，他们在战争年代不需要，现在也不需要！将来也不需要！

    他们需要的只是被铭记，被尊重！一个忘记自己历史的民族是可耻的，更是可悲的！一个忘记自己从什么地方走过来的人是可怜的！以沂蒙山人民为例，看看他们在那血与火的年代里都做了什么吧？那是重温多少次都不褪色的辉煌：

    ——“四塞之国，舟车不通，土货不出，外货不入”，是沂蒙山！

    ——“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是令刘少奇、罗荣桓、徐向前、陈毅、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感动落泪的沂蒙人民！

    ——“乡乡有红嫂，村村有烈士”。沂蒙，一块英雄的土地。1938年至1939年，随着八路军第115师挺进沂蒙山区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八路军第一纵队在沂蒙山区组建，这里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史料显示，当时沂蒙老区420万人口中，就有20万人参军入伍，120万人参战支前，10万先烈血洒疆场。

    ——白彦争夺战、五井歼灭战、孙祖战斗、塔子山战斗、抱犊崮战斗等载入史册的壮烈战斗，在血与火的厮杀中，根据地部队和民兵有11万人伤亡，其中6万余人壮烈牺牲。孟良崮战役纪念馆，鲜血染红的墙壁上，斑驳陆离，杂乱地嵌着19.4万多颗弹壳，让人联想到当年战场上的枪林弹雨、烈士的鲜血和不倒的红旗。国民党整编第74师及整编第83师一个团共3万余人全部被歼！蒋介石痛失虎将，哀叹74师被歼是他“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陈毅司令员兴之所至，挥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篇“孟良崮上鬼神嚎，七十四师无地逃。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喜见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

    ——在沂蒙山区，流传着一个“火线桥”的故事：孟良崮战役中，前面战斗已经打响，齐腰深的汶河水挡住了增援部队的去路，30多名妇女紧急行动，拆下自家的门板，跳进了湍急的水流，一个团的兵力硬是从女人搭起的门板上火速通过。

    ——沂蒙“红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沂蒙妇女送子送郎参军，做军鞋，碾军粮，抬担架，救伤员，涌现出用乳汁救伤员的沂蒙红嫂、抚养革命后代的沂蒙母亲、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等等。其中，“沂蒙红嫂”已经成为中国妇女拥军模范的象征，深深铭刻在了人们的心中。

    还需要更多地列举吗？一个在抗战年代爆发出如此巨大能量的群体，一片到处都被鲜血浸泡和被传奇充斥的土地，这样的人民，这样的土地，还有什么困难是他们不能克服的吗？

    即使他们在经济建设的年代里落后了，被遗忘了，和沿海地区的大城市比较起来，成为了“乞丐”。

    但那也不应该成为嘲笑的对象！他们即使得不到帮助，至少应该受到尊敬，而且永远受到尊敬！

    这尊敬，不从别人做起，就先从我这个普遍的军人做起，从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做起吧！

    就这样，我拿定了主意：一定要创作一部电视剧真实地反映老区人民的现实生活，让全国富裕起来的人民，永远不要忘记曾经为国家的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

    我的想法很好，但真正创作起来却非常艰难。一是我不是专业创作人员，要坚持上班没有大块的时间；二是这个题材重大，凭我现在的功底难以驾驭。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山东艺术学院戏剧系正在招收一个编剧进修班，我想去进修。一个机关干部脱离开正常的工作，去学习和创作与本职工作毫无关系的电视剧，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抱着挨批的想法，向我的直接领导山东省军区参谋长韩永禄作了汇报，出乎预料的是我的想法竟然得到了韩参谋长的大力支持。不久，我带着创作上遇到的问题，进入山东艺术学院编剧进修班。

    在进修班，我边学习边创作。为了写出能震撼人心灵的电视剧本，我又先后三次去了沂蒙山，与那里的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在进修班结束时我创作的电视剧本《重返沂蒙山》也瓜熟蒂落。

    创作出电视剧本后，我把剧本送给了济南军区前卫话剧团导演王大安。王导演看了后，为剧本里沉甸甸的“东西”所感动，于是，他又推荐给山东省话剧团专业创作员王厚强帮着改了两稿后，该剧由山东省军区和山东电视台联合投入拍摄。

    当时，已荣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迟浩田为电视剧题写了片名。该剧在沂蒙山区实地拍摄。在剧组我除了是编剧外，还担任剧务主任，负责车辆调配、演员吃住等等，每天累得腰酸腿疼，但内心却非常高兴。这不仅仅是我的处女作将搬上荧幕，而是将老区人民多年来的无私奉献精神和残酷的现状，展现在亿万人民面前。

    经过三个多月的日夜拍摄，电视剧终于拍摄完成。当我从沂蒙山回到济南，原本瘦弱的身体又瘦了一圈。

    1987年10月1日，是我今生难忘的一天。在这一天，总参谋长迟浩田上将利用午休时间一口气看完了四集电视剧《重返沂蒙山》，晚上让秘书房建国（现任兰州空军政委，中将军衔）将我接到总参二所，总长夫妇陪我吃饭。总长端起酒杯告诉我说：“我几次流泪才看完了这部片子，我以一个老兵的身份感谢你！”从不喝酒的总长夫人姜青萍，看到自制力很强的首长今天这般模样，也破例与我碰了杯。

    D、电视剧《重返沂蒙山》送到首长家

    迟浩田首长对电视剧给予高度评价后，我的心里有了底。当时我心想，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他们都在老区生活过、战斗过，对养育了中国革命的老区人民是有感情的，让他们都看一看这部纪实性的电视剧《重返沂蒙山》，对今后帮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会非常有好处。电视剧在我国八十年代初期，还是刚刚兴起的艺术产品，每年的产量还很少。播放大1/2带子的录像机，一般在高级领导家才有。“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当时，刚刚26岁的我，有了这个想法后，于是，就复制了10多套带子，通过各种关系多方联系、多方打听，先后将片子送到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家、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家、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家、原国防部长秦基伟上将家、原总政副主任周克玉上将家。片子送出后，我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甚至想到了为此可能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因为，在这部电视剧里展现的老区人民的生活状况，是触目惊心的；该片中，流露出的对党和国家怨恨的不满情绪，是从来没有过的。

    请大家不要忘记，那时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的思想观念远远没有现在开放。让我没想到的是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开明。不久，杨尚昆主席的赵秘书、万里委员长的苏秘书，都给我打来电话，说杨尚昆主席和万里委员长看了这部电视剧后，称赞该片是一部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的好片子。国防部长秦基伟上将看完片子后，还接见了当时只是中尉军衔的我。

    有了这些“尚方宝剑”后，山东电视台率先播放了这部电视剧，引起了强烈反响。后又应观众要求重播了两遍。1988年12月1日，中央电视台在播送新闻联播时，下面用字幕打出了今晚播放电视剧《重返沂蒙山》的预告。这在过去是不多见的。

    电视剧《重返沂蒙山》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后，全国亿万人民在电视机前观看了我的作品，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久，新华社发文：连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杨尚昆、万里以及总参谋长迟浩田、国防部长秦基伟，以及全国亿万观众观看了电视剧《重返沂蒙山》，称赞是一部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的好片子……

    随后，《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大众日报》、《前卫报》等多家报刊，纷纷发表了对该剧的评论和对我的专访。尤其是《解放军报》以我的名字为题，将专访发表在二版头条上。专访和对该剧的评论是这样介绍的：

    梁祖国印象

    ——访获奖电视剧《重返沂蒙山》的编剧之一

    作者：冯新华

    第一次认识梁祖国是在《前卫报》“军训短波”专栏文章里，尽管文章不足百字，但却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老实说，他沾了名字的光。祖国！在中外词汇的海洋里，还有什么词比它更响亮呢？后来，这名字跳出了小专栏，跳上了头条，并且出现的周期也不断缩短。当时，我曾为这位同一战壕的新战友而暗暗叫过好。

    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们走进了一间办公室，使我对梁祖国其人有了更多的了解。

    他乐于进行演讲式交谈，和你谈话时常从座位上站起在屋里走动。并不时把右掌从头顶处劈下去，像列宁在1918那样。很显然，让这种人过四平八稳的太平日子是不可能的。每当文艺界有新人冒出，他便感慨无限，“瞧，人家！”遗憾的是，命运之神并不太友好，多次跟他开一些过于严肃的玩笑，高中仅念了三个月，就结束了学生生活；三次参加军校统考，次次名落孙山。最后一次总算过关，不料想，体检时又被刷下来。他一下绝望了。只是后来在选择自杀手段时产生了犹豫。从此他横下一条心，非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他写新闻、写小说、写剧本、写专访……再后来，他调入山东省军区。

    士别三日，想不到他搞出了四集电视剧。电视剧反映的是老区扶贫的内容，尽管题材不那么走俏，但内里那沉甸甸的东西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可相比的。我预感到这将是一部能在人们心灵上引起强烈震撼的好片子。果不然，该剧一播出，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响。有人称它是一曲老区人民“发自肺腑的沉重的呐喊”。国家领导人杨尚昆、万里，国防部长秦基伟、总参谋长迟浩田及数十位影视专家先后观看了此剧，称赞这是一部发人深思、催人奋进的好片子。不少人流下了眼泪（编者按：此剧最近又荣获第二届全军军事题材电视剧唯一的连续剧奖）。

    祖国从北京回来，我为他洗尘祝贺，问他的这个“金娃娃”是怎样孕育的？他笑着告诉我说：早在上小学时，我就唱熟了“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的小调。使我对革命老区沂蒙山有一种强烈的向往。后来的“谁不说俺家乡好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日夜向往的沂蒙山。可是，我一下呆住了。青山绿水在哪里？牛群羊群在哪儿？展现在眼前的是电影上才能看到的破草房，旧社会才能看到的黄面孔，吃“忆苦饭”时才能尝到的地瓜干。这块曾敞开胸怀养育过革命的土地，解放30多年了，仍生活在温饱线以下，这怎不令人震颤、深思呢！

    说到这里，祖国的心情显得格外沉重。他接着告诉我，回来后，真实的沂蒙山使他彻夜难眠，干什么也无法集中精力。正在这时，报纸上刊登了优秀人武干部熊子和不恋小家安逸生活，带领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事迹。看着看着，一个大胆的念头冒出来：以熊子和的事迹为基础，写一部电视剧，把老区人民的酸甜苦辣、历史现实统统反映出来，给沉醉于个人安逸生活的人们来一段“咏叹调”。此后，省军区领导极为重视，对他的行动给予了大力支持。为了提高他的艺术素质，专门出资送他到省艺术学院学习。后来又创造条件让他四次奔赴沂蒙，与熊子和，与老区人民同吃同住，体验生活，掌握素材。他写出初稿后，又在省话剧团创作员王辱强的帮助下，三易其稿，终被王大安导演搬上屏幕。

    临别，我重新打量眼前的祖国，没有了先前的激动，没有了“列宁式”手势，但身上却有了另一样东西，似乎是深沉，是思索。但愿三两年之后，再出现一个新的梁祖国。

    （原载《解放军报》1989年1月15日第二版头条）

    AB型血：柔与刚的渗透

    ——我所认识的梁祖国

    作者：许向农

    梁祖国与人合作的电视剧《重返沂蒙山》在北京打“响”了，直到我接到他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才相信真的有这么一回事。他一米七几的个头，头发时常呈波浪形，长长的脸；见面三分笑，说话时慢声细语——好像这就是梁祖国了。五年前是这样，五年后个子再没长高，只是鼻梁上架了副眼镜，从此他便多了几分斯文；额头上开出了几道沟，身材又苗条了些。

    我俩极有缘份，开始一块在步兵师当兵，部队精简整编后又先后到了坦克师，后来一同考入军区新闻干部培训班，毕业后一年多又差不多一起调到了济南。我始终解释不清我们之间这种奇怪的物理或生理现象。后来，他告诉我说，他看了一本有关血型的书，似乎才找到了谜底，我们同一血型，难怪我们性格差不多，连军装都是一个型号的。我们经常一起度过单身汉那无聊的时光，于是，有人善意地攻击我们俩是“合穿一条裤子”。可人家悄悄地抽出身子玩命地干去了，我还躺在被子里呼呼大睡呐！

    我从来没有发现祖国有什么天才。总听人家说，当作家的头上都冒着灵气。而祖国不行，只有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钢笔字也像是出自姑娘之手。好像是去年初的一天，原来在一个师搞报道的冯新华发表了中篇小说，都涌到梁祖国那儿赴“罐头宴”。无意中，我从他抽屉中翻出了一个电视剧的初稿，叫《女兵交响曲》。是属于看了题目就能知道剧情的那一类。在二十来岁的年龄上，第一篇习作恐怕都是写女性的，这并不奇怪。当时我想，他这不过是在“写饼充饥”罢了。那时，刚刚有位蛮漂亮的绿衣护士与他“拜拜”。

    谁想到，一年多之后，这家伙真干出名堂来了。今年十月一日，总参谋长迟浩田上将利用午休时间一气看完了四集电视剧《重返沂蒙山》，晚上让秘书将祖国接到总参二所，总长夫妇陪他吃饭。总长告诉他：我几次流泪才看完了这部片子，我以一个老兵的身份感谢你！从不喝酒的总长夫人，看到自制力很强的首长今天这般模样，也破例与祖国碰了杯。后来，经过有关部门的推荐，杨尚昆主席、万里委员长都看了这部片子。秦基伟上将看完片子后，也接见了只是中尉的祖国。

    消息传开后，几位熟人一起感叹，其中一人说：已经不是在某某军时的祖国了。说老实话，也许是经常见面的原因，我仍没感觉到祖国的变化。入芝兰之室，久闻不觉其香嘛。其实，他怎么怀的“胎”，又是怎么“分娩”的，我都一清二楚。去年九月的一天，他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他要出发，叫我不要找他。后来才知道，他一直在家“孵小鸡”，吃了两个月的方便面，

    《重返沂蒙山》的初稿也出来了。当时面对着他瘦了一圈的脸，我没往深处想，只当他还在为那位护士小姐丢魂呢。书上介绍，AB型血的人是很重感情的，娘们心肠。等王大安导演看了剧本，又推荐给山东省话剧团创作员王厚强，帮着改了两次后，准备拍摄了，祖国才告诉我真相。这时我知道他是真干了。

    我这人时常还挺自得的，自以为混得不错，祖国也时常找我照顾一段“本报讯”什么的，总觉得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我的条件比他好些，但兔子终归没赛过乌龟。原来我们师的新闻干事曾说过：每人总有过机遇，但有人抓住了，有人却放过了。现在当我既羡慕又嫉妒祖国时，他总是说，他因为有些好领导，否则就不会有这部电视剧。可是我的领导并不比他的差，我是毫不吝啬地扔掉了一些难得的机遇。

    今年五月份，我出了一趟差回来，他不在家，门上留着条子：我随剧组拍外景去了。半个月后他又寄来不足百字的一封信。三个月后，他回来了。一见面，吓了我一跳：他头发蓬蓬松松，脸上又瘦又黑。在剧中演“光棍老大”的谢伟才告诉我，祖国住在临朐嵩山水库里，既当演员又管剧务。这家伙，干什么都是那么认认真真的。

    从沂蒙山回来，祖国话少了许多。面对面坐一个小时，他只是低头沉思，抽闷烟。他说他从小就爱听《沂蒙山小调》这首歌，以为那里肯定是个好地方。可拍片去了四次，越看越心酸：低矮的草房，不够喝的山水，老大娘举过头顶待客的仍是地瓜糊糊。所以，一边拍外景，他一边与导演对剧本进行改动。让“光棍排”的三十多个小伙子，一边袖手晒太阳，一边唱那《沂蒙山小调》；功臣老汉推着女儿为儿子换媳妇时，天空又飘来了动人的歌声“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我几次对祖国说：这首歌你用绝了！原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阮若珊也说：“我当初创作《沂蒙山小调》这首歌，决没想到会用在这些地方！剧中这首歌出现三次我都流泪了，越唱我越心酸。”

    说祖国运气好，倒也是。全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只给巴金的《家春秋》开过研讨会，而十一月十七日却专门为《重返沂蒙山》开了，并且由主任阮若琳亲自主持。《末代皇帝》的编剧王树元、《河殇》的编导夏骏、著名作家王愿坚，都对祖国一见如故。二十六岁的夏骏说：“我和梁祖国出生于同一年代，我们对老区人民所作的贡献并没有切身感受，只是间接的了解，但我们的心愿却是一样的，就是为老区人民呼吁呐喊，改变落后！”

    前几天我见到祖国时，还咬牙切齿地照他排列得很清楚的肋骨上擂上一拳：你小子真是太狠毒了！简直把我甩下一个世纪了，以后我在单位里混不到饭吃，可要找你算帐的！

    他依旧淡淡地一笑，这就是AB型血的性格？

    （原载济南军区《前卫报》1988年12月23日四版）

    发自肺腑的呐喊

    ——电视连续剧《重返沂蒙山》观后

    作者：殷习华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沂蒙山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无论是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山东敌后，还是解放军痛歼国民党精锐，七十四师，无论是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还是民工们从蒙山沂水把吱悠作响的小车推到了天涯海角。沂蒙人民的丰功伟绩俯拾皆是。然而，到了和平建设时期，那儿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反映沂蒙山的作品更成了凤毛麟角。几十年来，还是“红嫂乳汁救伤员”，还是“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呀好看……”。

    由山东省军区、山东电视台、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摄制的四集电视连续剧《重返沂蒙山》，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沂蒙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带着千百年来传统观念的束缚，艰难地震颤着沉重的翅膀，在贫困、落后、封建，甚至是愚昧的漩涡中挣扎、奋飞的故事。把蒙山沂水的真实面貌，袒露在沉醉于“真呀好看”的人们面前，向历史、向民族、向社会发出了发自肺腑的呐喊！这片奉献的土地是贫瘠的、是贫困的、甚至是丑陋的，它需要阳光的沐浴，需要雨露的润泽，是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帮助。

    编导者是有胆识的。剧中通过武装部长郭海松，重返曾经打过仗、流过血、养过伤的沂蒙山区，耳目所及的一切，向我们展示了一副令人震惊的老区人民的穷困生活现象。曾经为掩护郭海松舍弃了自己亲骨肉的田嫂，竟年复一年地靠红薯干、咸菜度日；曾经南征北战屡立战功的复员老兵炳哥，竟然为了儿子能娶上媳妇，传宗接代，把女儿用蒙汗药麻醉后，换亲给一位女儿所不爱的人；光棍老大弟兄五人，竟在八十年代的今天，在门上贴着“吃一升借一升升升不断，还旧账欠新账账账不清”的对联等等。这一切，也许有罗列生活现象之嫌，但是正如法国著名作家左拉所述：“作家的最高品格就是真实感。”可以说，编导者们是意识到这一切是充满悲剧色彩的。无疑，他们更意识到悲剧的崇高性。那些粉饰现实的浅薄的乐观主义、那些给人以廉价的希望、空洞的安慰和虚假的光明的作品，就像一剂催眠药，只能使人们更加沉溺于美好但又永远无法实现的梦境之中。而一个严肃的艺术家是具有忠于生活的本质，敢于正视惨淡人生的精神的。他们敢于砸碎人们几十年来的梦寐，把我们从梦幻中震醒，这无疑是需要一点胆识的。

    编导者是有思想的。剧中，编导者通过老炳哥的口，酸楚地向郭海松喊道：“建国三十多年了，你们早干什么去了？沂蒙山的小米、煎饼把你们养大了，解放了，进城了，都忙着着当官去了，谁还管过我们？”无须讳言，

    沂蒙山区之所以贫困的主要原因，就是建国以来政策的失误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所致。然而，编导者们并没有在这种浅显的道理面前驻足，而是以现代思想，从更高的层次，更新的角度挖掘了人的素质这样一个新题目。由于政治上的禁锢，交通的闭塞，更由于文化素质的浅薄，地处孔孟之邦、齐鲁之地的沂蒙人民，更深、更强、更沉重地承受着传统观念的束缚。正如美国诗人惠特曼所说：“人们在自己的周围筑起高墙，他们模模糊糊地觉得墙外有阳光、生气、温暖、自由、生命，但他们自己无法冲破铁栏……”于是，他们只好自我安慰，“现在好多了，尽管顿顿是地瓜干，但是不用‘跑反’了，不再受日本鬼子、国民党的气了”。于是他们“天黑就睡，天亮就起，用不着点灯”。于是因说不上媳妇造成村里的人口减少，也敢堂而皇之地把计划生育奖状挂在办公室里等等、推而广之，这不正是我们民族的那种自得其乐，随遇而安的心态吗？郭海松带领乡亲们战胜自己本身的惰性，不正是我们国家改革的真谛所在吗？

    剧中以郭海松帮助山区人民采石、修路、打井，走致富道路为主要线索，同时，以郭海松一家在城市里的生活，特别是女儿倩倩、儿子松松和未婚儿媳霞霞的具有现代观念的生活为副线，平行延伸、间隔递进，甚至看不出两条线内在的和外部的必然联系。但是，正是这种随意性给了编导者、演员及观众创造了充分想象，自由合理的条件。也充分显示了编导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娴熟的写作技巧。两条线造成了明显的比较态势和观众心理上的发差。这种相互比较的结构方式，既加深了作品的内涵，又拓展了作品外延的容量。

    遗憾的是，整个节奏稍显施沓；然而瑕不掩瑜，《重返沂蒙山》确确实实值得一看。

    （原载济南军区《前卫报》1988年12月23日四版）

    电视连续剧《重返沂蒙山》在1988年全军电视剧评选中荣获优秀电视连续剧二等奖（一、三等奖空缺）。同时，荣获全国电视剧“飞天”、“金鹰”提名奖和华东六省市优秀电视剧奖。

    由于在1988年我们省军区拍摄的电视连续剧《重返沂蒙山》和军区拍摄的电视剧《汉家女》（荣获单本一等奖）分别荣获单本剧和连续剧奖，为表彰济南军区在电视剧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总政文化部特地在济南军区召开了全军优秀电视剧颁奖大会。在司令员李九龙上将、政委宋清渭上将陪同下，总政文化部文艺局干事马维干上尉（现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大校军衔）为我颁发了证书和奖金。

    因我创作的电视连续剧《重返沂蒙山》的热播和多次获奖，给我带来了很多荣耀和光环。先是山东省军区司令部党委给我荣记三等功一次，职务提前半年由副连职晋升为正连职。后来，单位又推荐我报考全军最高艺术学府——解放军艺术学院。

第八章 进京“赶考”

    A、全军最高艺术学府深造

    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建于1960年1月，是全军唯一的一所艺术类院校。这是人民军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她的摇篮伴随着炮火硝烟，伴随着时代的脚步，从“红色苏区”、陕北窑洞，来到了共和国的首都北京。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人民军队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的飞机大炮，这绝不仅仅是武器的较量。其中，更有如火的诗情、动人的旋律所产生的巨大能量。而在人民军队漫长的和平建设时期，更需要这爱的旋律和艺术的诗情激发士气，鼓舞斗志，抚慰心灵。

    根据部队的实际需求，军艺建校几十年来为全军在音乐、戏剧、舞蹈、文学、美术等各领域培养了大批的优秀艺术人才。

    我所报考的是军旅作家的摇篮——文学系，她创办较晚，但名声很大。她是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在1984年的金秋时节，来自陆海空三军的35名青年作家汇聚军艺，成为文学系的首届学员，戏称“黄埔一期”。他们中有因《高山下的花环》而蜚声文坛的李存葆；有获得金熊奖、诺贝尔奖的莫言；有后来因电视剧《牵手》、《中国式离婚》、《大校的女儿》等，而被称为婚姻伦理剧“第一人”的王海钧。

    1989年，是我拼命地复习文化课，准备迎接军艺的招生考试的一年。每天除了看看新闻联播外，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发奋地学习。

    军艺，作为全军最高的艺术殿堂，对于任何一个想从事军队艺术工作的同志来讲，都是有莫大吸引力的。

    军艺的招生考试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业务考试。作为文学系的学员也就是考察已发表的作品；二是文化考试。也就是政治、语文、史地。作品再好，文化成绩不合格也录取不了。我因电视剧《重返沂蒙山》在全军、全国获奖，所以业务考试顺利过关，下一步关键是文化成绩。这次招生考试，是在全军发表过作品的“精英”中选拔，难度可想而知。

    经过春夏之交两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我于7月6日赴京“赶考”，两天考试过后，自己感到考得还算可以。但说实在话，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因为，面对的竞争对手太强。我记得在考试过后，无意中看到在应考的同志中有两个名字像在哪儿见过：一个是“石钟山”：另一个是“王秋艳”。后来总算想起来了，那是在我刚当兵不久，在《解放军文艺》上读过他们写得小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焦急的等待中，我终于等来了军艺的录取通知书。1989年的秋天，比往年来的早了一些。初霜过后，气温走低，北京香山的红叶变得更加浓艳，层林尽染，如火如荼。

    在这美好时节，我来到了坐落在北京西郊魏公村的解放军艺术学院。由于我们这批学员是文学系成立后的第三批，所以，我们对外戏称“黄埔三期”。

    在文学系新学员的开学典礼上，系主任、著名作家王愿坚很动情的地说：“在你们这批学员中，有一名叫梁祖国的同学，他创作的电视剧《重返沂蒙山》我是流着热泪看完的。”王主任的一席话，使我面对许多比我有成就的同学，感到非常尴尬。我暗下决心，一定珍惜这次机会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报答王主任的厚爱。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还没等到我们这批学员毕业，我们德高望重的系主任、以中篇小说《七根火柴》而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王愿坚，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斯人己逝，生者长思。

    在这次招收的40多名学员中，我们济南军区共有阎连科（电视剧《母亲是一条河》）、徐贵祥（电视剧《历史的天空》、《离地》）、诗人马正建、王艺园等5人。山东武警有郭文忠、岳南（纪实文学《风雪定陵》、《南渡北归》）、王长敏等4人。要按籍贯算，全系山东人占了四分之一。我的同学、现在武警总部司令部工作的郭文忠大校曾写了一篇“军艺文学系里的山东哥们”的文章，介绍了山东籍的这些学员。

    文章是这样说的：

    军艺文学系里的山东哥们

    作者：郭文忠

    当我从夏日芬芳中清醒过来之后，北京的秋天已悄悄来临。于是有人告诉我北京的秋天比济南来得早，来的匆忙，不信你就去西郊香山看一看，那儿的红叶已开始泛红，火焰般正欲燃烧。

    好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同学中有许多山东人，好在他们或大或小都是青年作家。因而本属于异乡陌土的寂寞便淡化了许多。同是生长在齐鲁大地的人，彼此也就容易沟通。

    那天我和青年诗人曹宇翔在他的“造诗车间”里谈到中国人的活法。尽管他已是位名气不算小的诗人了，作品获得“1984——1988青年文学创作奖”、《星星诗刊》大奖赛一等奖等大奖，又是中国散文诗研究会北方分会名誉会长、中国乡土诗人协会常务理事，但他说他活得很窝囊。我常见他在许多欢乐的场合，一个人怔怔地发呆，眼睛里含着与生俱来的忧郁。

    他出生于山东兖州前胜村，今年32岁了，经历了许多磨难。世上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他欣喜若狂或痛不欲生呢？现在他为古今之中外的艺术大师的智慧日日感动，又为人类在物质的围困下对美好事物的流失漠然视之而深感忧虑。他曾在《诗刊》、《星星》、《青年文学》等刊物，在发表了系列组诗《孔孟之乡》、《岁月的河流》、《人间烟火》。最近，他正在从事系列组诗《家国》的写作，且已在《星星》头题发了一组，《诗刊》也将发另一组。近几天他又写出了十几首《家国》。在诗中，他呼唤深受污染、噪音、铜臭困扰的人类重返家园，回归自然。

    宇翔为人太直。文学系学员队几十名男女学员，他当副队长和党支部委员，没少“得罪”人，可见他不是当“官”的材料。我衷心祝愿他一生仕途不得志，不然我们会少了一名优秀的诗人了。

    认识马正建是在新学员报到那天。那天我们都在军艺2号楼小礼堂办理入学手续，我见身边坐着一位大汉，心想这人一定是山东人，一看表格里的籍贯方知他是济南人。原来他就是那个在老山前线蹲了一年半猫耳洞，被称为山东三大军旅诗人的马正建。

    后来，在一个食堂吃饭，彼此点点头之后便神聊起来，从老山前线的红色泥土到后方都市的红色舞厅，从越南女人的奸诈到内地女人的虚荣。他说战争可以净化一个人的心灵，也可以让你变得玩世不恭，虽说是少数但不可否认他的存在。再后来我们把话题扯到了他的那本诗集上。好漂亮好有味道的《橄榄叶》，难怪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原部长李瑛在序中称之为真正属于战士的诗。

    马正建是一位老实加严肃的诗人，但我觉得他是像一位挥戈沙场的铁骨军人，他的生活态度和对人对物无疑是严肃而真诚的。他和你交谈会使你感到和平而不是充满杀气。他的诗歌恰好适应了他的性格，以一个军人的正直，歌唱我们伟大的军队和士兵。据说他的诗集出版后，在部队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有的部队甚至宣称要人手一册，作为老山一战的纪念品。

    这位少校诗人，无疑是值得我敬重的一位老大哥，我敬重他的人格和诗风，老马识途。

    1989年9月4日，著名作家刘白羽来到军艺为我们文学系的同学上课，他说，“陶冶情操就是为了让我们每一位作家成为一名合格的灵魂工程师，用笔构筑我们同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崇高的灵魂，而不是畏缩的小度的灵魂。”

    课后，架一副近视镜的梁祖国找到我，很兴奋地告诉我：“老郭，你说怪吧，前些日子我在迟浩田上将家里吃饭时，迟总长也说要我们构筑同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崇高的灵魂，你说咋这么巧呢？”我说都是革命老前辈，因而思想是相同的。

    凡是看过电视连续剧《重返沂蒙山》的人，都会猜想一番：作者定是一位饱经战火洗礼的老革命，其实剧作者梁祖国才二十七岁，山东省军区司令部的一名中尉军官。粱祖国的这部电视剧一经播出，立即在全国引起反响。

    迟浩田总参谋长告诉他：我以一个老兵的身份感谢你。当代著名作家、军艺文学系主任王愿坚曾在一次次讲课时激动地说：“告诉你，你梁祖国的那部电视剧《重返沂蒙山》我是流着热泪看完的。”原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沂蒙山小调》的作者阮若山，《末代皇帝》的编剧王树元，全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任阮若琳，都曾紧紧握住梁祖国的手，高兴地向他表示祝贺。梁祖国的电视剧连同他美丽的名字一时被人们所熟悉。该剧荣获第二届全军军事题材电视剧唯一的连续奖。梁祖国真的走红了。

    前几天，我和梁祖国去图书馆，又看到报上发的两则消息：电视连续剧《重返沂蒙山》又获首届山东省文艺创作奖和华东六省一市电视剧一等奖。看来AB血型的人常常走运。

    其实青年人过多地相信命运是极荒唐的事，因为命运之神有时简直在拿人类当猴耍，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这话是谁说的？是一个叫蒲苇的青年人说的。蒲苇诸城人士，年方27岁，据说是道家全真之弟子。曾是北京军区某部的新闻干事，现在我们在一个食堂吃饭，一个课堂上课。

    今年中秋节晚上，文学系组织了名曰“侃月亮”文艺晚会。当电影《摇滚青年》的编剧刘毅然老师流利地朗诵了自己在七十年代写的一首名曰《毛选五卷发下来》小诗之后，蒲苇便让八个人围成一圈，发功显灵，给晚会增加了神秘色彩。我不敢说他的功力到底能否达到呼风唤雨的地步，但他写的有关道家文化的中篇小说《黄灵》，我读起来竟也想抽空比划一番，学些功夫。他说他把道家文化融入文学创作中，旨在文学道路上多开一只眼，做些探索。他说他十四岁就跟一个背酒壶的道长学过道家功，也说了一些类似于“精满不思淫，神满不思睡，气满不思食”的神秘法术，让人眼花缭乱，我简直想走进了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阿拉伯的故事，我真想大喊一声：芝麻开门——

    不过我应郑重声明：哪位爱好气功的或道家功的青年朋友，千万别太迷信他这一套法术，也别有求师之念，否则，我不敢担保你不会失望，还是做一个俗家弟子好，人间没有神仙。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诸城人多会气功吧？其实诸城这块土地人杰地灵倒也是真的，从文学系主任王愿坚，老诗人臧克家等到今日文学系里的蒲苇、岳南，都是从这块长满高粱的地里走出来的。当然，岳南不会什么法术，而他的报告文学和他的那套擒敌拳一样唬人，近年来他耍的那些花拳绣腿的确在文坛上引起了一阵反响，仅一部《绿色下的骚动》纪实文学，就让读者眼花缭乱了好一阵子。不过，最近发表的几篇反映武警生活的作品，觉得他渐渐地严肃起来，前不久又有消息传来，他的报告文学《壮士和他的女人》获了奖。倘若这样写下去，我想他还是蛮有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

    那天黄昏我和岳南、王洪曦一起散步，遇见了著名歌唱家蒋大为，他就住在马路对面的小楼里，他也在散步，于是我介绍说：这两位都是写报告文学的。蒋大为看了他俩一会儿笑了，说：你们军艺文学系的学员真会找题材，写了《明星大走穴》连我也写进去了。

    大家都笑了。后来岳南说，写报告文学就得目光犀利，有胆量才行。解放军艺术学院里有一片小树林，这片幽静的小树林让我认识了北京的秋天。我想秋天的落叶无疑是在为冬天铺下一条金黄的路，而冬天却是洁白的。那么，洁白的后面呢？还愁不是绿草茵茵的春天？还愁不是红花伴鸟鸣的夏天？还愁……其实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必愁。

    于是有人便预言：当今中国文坛，鲁军崛起，指日可待。

    （原载《山东青年》杂志1990年第一期）

    入校不久，我们就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中秋佳节。常言道，“每逢佳节倍思亲”。为了让我们这些从全军各单位汇聚军艺的年轻人免去思乡、思亲之苦，系里专门安排了名为“侃月亮”的文艺晚会。

    我这个从没有写日记习惯的人，那天晚会后竟兴奋地记下了那次晚会的情景：

    “侃月亮”

    1989年9月14日夜（中秋节）

    写下这个题目，我感到深深地遗憾。因为远离故土独在京城求学的我，这天晚上并没有看到月亮。

    “侃月亮”，是我们八九级文学系大专班联欢文艺晚会的题目。装饰富丽堂皇的会议室里，霓虹灯闪烁，彩旗飞扬。还没能从到军艺深造而陶醉中醒来的学员们和系领导、老师及系里工作人员集聚一堂，人人脸上挂着喜悦、兴奋和好奇的表情。尽管在我们国家，中秋节有吃月饼、赏月的习惯，但由于节目精彩，大家都忘得一干二净。

    晚会由国防科工委青年作家李鸣生和北京军区268医院女护士（诗人）主持。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老师和同学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侃”起了月亮（讲一个与月亮有关的故事，只要逗得大家笑即可）。依次上场的老师是黄献国、朱向前、刘毅然、刘恒志、张志忠，部分同学上场表演了独唱、口技，林干事的女儿也为大家献上一曲手风琴独奏。最令人捧腹大笑的是武警报社编辑高今与南京军区总医院护士（诗人）阮晓星；海军总医院护士（诗人）杜红与兰州军区作家肖思科表演的“夫妻双双把家还”。在晚会中，还穿插了一些小节目，如：每人对着话筒对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等。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到了规定的熄灯时间了，晚会不得不压缩了许多节目。最后，北京军区65军新闻干事蒲苇，上台表演了气功。

    节目表演完后，大家在欢快悦耳的乐曲中跳起了华尔兹……

    军艺文学系由于开设较晚，除了英语、马列主义等公共科目外，其他科目，如：文学创作（小说、诗歌）没有固定的教材，坚持开门办学，拥抱八面来风。也就是邀请各大学教授、著名作家、诗人等到校授课。影视创作，主要是观看中外经典影片，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偤山皆拷》等没有对外公开放映、还带有点“颜色”的艺术价值很高的影片。

    这种授课形式，由于缺乏连续性、系统性，对于那些掌握了创作基本知识的学员来说是可行的，但对于我来说，就好像空中楼阁，非常不适应。

    记得我认识的一位歌唱家说过，“在唱歌界，我主持最好；在主持界，我写得诗歌最好；在诗歌界，我唱歌最好”。这句话说明一个道理，也就是要充分发挥和利用自己的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注重在影视创作中发挥自己的优势，边学习边创作。在上学期间，我先后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摇荡的红纸船》（与郭文忠合作）、改编了电视连续剧《昆仑山上的女兵》、创作了电视剧《绿色行列》、《红颜劫》（以林立果选美为题材）等影视作品。

    在我坚持以影视创作为主的情况下，我也尝试着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我以沂蒙老区为题材创作的报告文学《山高水长》，在《三月风》上发表后，还被收录“军艺文学系作品选”一书。

    B、在老家喜结良缘

    农历1989年12月26日，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日子。在这一天，我趁着学院放寒假的时间，带着家在省军区、在工商银行工作的对象燕萍“衣锦还乡”，在老家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婚礼。

    县委宣传部孙玉家副部长代表宣传部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并送上了一副“国色天香”的国画作为贺礼。已戎装在身的三弟祖刚、二妹倩倩专门从部队赶了回来，还有我们家的亲戚、我的战友和朋友等上百人亲眼见证了我俩喜悦和幸福的时刻。

    父母更是高兴地喜上眉梢、乐得合不拢嘴。虽然，我比大妹祖荣、二弟祖平结婚晚，堪称晚婚的模范，但我并没有让父母失望，更没有让外人看笑话。在我27岁那年，在他们二老焦急的盼望中，终于给他们带回来一位大城市的儿媳妇。

    燕萍长得算不上漂亮，但朴实大方、秀外慧中。虽然生长在大城市，但对于农民出身的我，从不小看。尤其是她家在省军区，又在空军当了5年兵，对军人很熟悉、有大局观念，并且知书达礼，很讨我父母和兄弟姊妹的喜欢。

    实践证明，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无论我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她都与我同呼吸、共患难、心连心，成为我工作和生活上的坚强后盾。

    C、自筹资金拍摄电视剧《绿色行列》

    1991年的春天，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春天。

    根据学院的安排，从1991年春节过后一直到6月毕业前是我们实习的时间。在知道这大段时间实习后，我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自筹资金拍摄我创作的电视剧《绿色行列》，作为我的毕业作品献给母校。

    樱桃好吃树难栽。决心好下，但实施起来却非常不容易。最让我头痛的就是资金。我发动一切人脉关系筹措资金，到处作揖磕头、说好话。在众多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在济南、昌乐、禹城、淄博等单位筹了些资金。

    资金基本到位后，在4月10日，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我带领剧组浩浩荡荡30多人，来到沂蒙山区隶属济南军区通讯总站的通讯营进行实地拍摄。

    该剧由杨成武将军题写片名，中国艺术研究院电视部摄制。由林蓝导演，王向明（电视连续剧《凯旋在子夜》中的男二号）、王潮歌为副导演（奥运会开幕式唯一的女编导），赵恒轩（电视剧《永不放弃》、《十三省》中的男主角）扮演男主角石岩，青岛话剧团演员王青扮演女主角杨丽。该剧反映了在改革开放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批生活在偏僻山沟的女通讯兵的理想、追求、生活和爱情，歌颂了她们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不畏艰难、勇于吃苦、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

    在拍摄这部电视剧中，由于经费不足，我们采取了“兵演兵”的创作方针，除了主要演员外，剧中的战士全部由通讯营战士扮演，为此，《济南日报》还专门发文章给予宣扬。

    在这部电视剧中，我除了是编剧外，还兼任艺术总监、制片人、剧务主任等，总之，剧组的一切都由我拍板定案。

    剧组就是一个花钱的“机器”。为了弥补经费不足，我带领演职人员日夜加班，演员们常常累得哭爹喊娘，还有人背后叫我“周扒皮”。

    在整个剧的拍摄过程中，由于我身兼数职，致使我心力交瘁，在该剧拍摄完毕，临沂军分区领导请剧组吃饭时，我一下晕倒在桌下，使整个剧组虚惊一场。

    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帮助下，终于在我毕业前完成该片。许多老师和同学在观看了该片后，给予了赞扬。郭文忠同学还为该剧写了篇评论发表在《解放军报》上：

    《绿色行列》的魅力

    作者：郭文忠

    运用艺术的穿透力，使作品产生强烈的感染力，是电视剧《绿色行列》的成功之处。这部电视剧的剧情并不复杂：一个男女兵混编的通讯连来了一位年轻的男连长，他整顿军纪，敢做“护法真人”，演出了许多常见而又耐人寻味的悲喜剧。

    在这里，编导者敢以真诚之心叙说生活甘苦，从平凡的生活表层形态，概括出不平凡不表面的社会见解和人生感悟，在审美愉悦的同时，给人以心灵启迪和精神昭示。

    剧中在涉及男女情感关系的处理上，恰到好处，使之美而不俗。这使我想起梁祖国的另一部电视剧《昆仑山上的女兵》。该剧在写男女兵的生活中同样把握住了一个尺度，既表现了昆仑山女兵的悲壮美，又展示了她们丰富的情感世界。

    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营长强令连长石岩发展高干之女杨丽入党时，石岩愤怒了。但他怒而不狂，十分理智地说：“请把党章拿给我……”一个优秀军人的品质在这里得到了充分表现。该剧不乏这样闪烁着优秀军人精神之光的情节，都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梁祖国是一位逐渐走向成熟的青年剧作家，自两年前他的电视剧《重返沂蒙山》获奖之后，便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此间，他连续推出的三部电视剧，全部取材于军营生活。可见，《绿色行列》获得成功并非偶然。

    （原载《解放军报》1991年11月9日）

    D、“黄埔三期”的辉煌

    多年之后，实践证明军艺文学系这种坚持“开门办学，拥抱八面来风”的办学方针，为创造和发展具有军队特色的战争文学和军旅文学教育体系进行不懈地探索，为部队培养了一批批文学创作骨干，一大批军旅作家在这里成长、从这里起飞，成为活跃在中国文坛上令人钦佩的军艺“作家群”。尤其是我们“黄埔三期”，在影视创作上成为最闪亮、最耀眼、最辉煌的影视剧“作家群”。

    我们“黄埔三期”的代表作有：电影《风声》荣获“金鸡”和“百花”等四项大奖（麦家）；《二嫫》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五个一工程”等大奖（徐宝琦）；《弹道无痕（徐贵祥）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八月一日》荣获电影百花奖（赵琪）；《横空出世》（陈怀国）荣获电影金鸡奖；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幸福像花儿一样》、《幸福有多远》、《遍地英雄》、《地上地下》、《大院子女》、《幸福的完美》等（石钟山）；《暗算》、《刀尖上行走》、《风语》等（麦家）；《历史的天空》、《历史进程》、《高地》、《仰角》（徐贵祥）；《和平年代》（赵琪）；《红领章》、《我们的连队》（陈怀国）；《热带风暴》、《一路格桑花》（戴宏）；《母亲是一条河》（阎连科）；《牟氏庄园》（衣向东）等等。

    在“黄埔三期”的同学们，一次次向文坛、影视剧发起“冲锋”，引起一阵阵波澜、甚至轰动的时候，作为最早涉足电视剧，并且获过全国、全军大奖的我，却走进了总部机关过起了“朝八晚五”平静安逸的机关干部生活。

    我不知道对于我的人生来说，这是幸运，还是不幸？